一个市委书记的独白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一个市委书记的独白〔报告文学〕
孟晓云
福州。临山近海，气候温和。没有夜市，缺乏有气派的大酒家，公共汽车的末班车是傍晚八点。也许，封闭的时间过于久了，这座自古以来对外贸易的港口城市，显得冷落和萧索。福州人的性格也象这城市一样温存。他们在一个脱胎漆器上进行一百道工序和用一年功夫磨寿山石雕的耐性令人惊诧。几十年来，福州作为海防前线，房子不许高，工厂不许投资，经济起点很低，于是，可以引为骄傲的只有漆器、石雕、木画、漆筷这些精湛的手工艺品了。
1984年3月下旬上任的福州市委书记袁启彤，性格与这座城市不大协调，他是个火暴性子，说干就干，急如星火。
“不能不急。福州在十四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中，工业总产值居第九位，利润总额居第九位，上交税利居第八位，全员劳动生产率居第九位，沿海港口吞吐量居第十一位。基本上是后排就座。而我们十四个沿海城市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形势严峻哪！有人说，从广州到福州，仿佛从城市到了农村，我听了这话，心头沉重，感到羞愧。福州人要记住我们是后排就座。面对十三个沿海城市的竞争，面对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再没有一点火性，怎么对得起福州五区八县四百七十八万父老乡亲！”
现今的市委书记不好当了。实行开放政策以后出现一种新态势：要纵横论英雄。福州的现状，纵看进步很大，横看差距不小。信息时代，地球变小了。不能处处从福州的过去看福州，要从全国、从亚洲、从世界看福州。而福州要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要让全国和世界认识福州，注视福州，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
“我看了电影《血，总是热的》，心情难以平静。我很欣赏结尾罗心刚的独白。这是代表真正的共产党人讲话。我们搞了三十五年，封闭使我们如此落后，如果再搞三十五年，还是原地踏步，我们还有话可说么！是的，再也没有退路了。我们只有和党同心同德，拚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来！共产党人，是热血沸腾的时候了，不能混，只能拚，而拚就要准备担风险。从第一天当市委书记，我就把乌纱帽提在手上，如果因办了正确的事把乌纱帽丢了，无上光荣；犯了错误，我甘愿下台。”
他爱激动。他不能不激动。因为他心灵的负荷太沉重——你很难想象一个市委书记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和揪心的烦恼。每天有多少人要找他，有多少问题在等着他。路灯不亮了，老太太上不了医院，房子不够住，没有煤气，汽车太挤，买不上东西，搞建筑要征地，办旅游饭店缺少厨师，大学教授要洗澡，没有煤烧……千头万绪，每天从早到晚，上下左右，开会接见，批来信，跑基层，精疲力竭回家了。每当夜深人静，白天发生的事情就使他激动不安。人们要生活啊！
1984年9月底，结束了为时二十三天美国之行的袁启彤，归心似箭。飞机正在福州的上空盘旋，忽然传来空中小姐的播音：“旅客们，由于气候关系，福州机场跑道打滑，飞机不能降落，将飞到上海机场等待。”航空小姐的声音在袁启彤头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福州呵，你太落后了！
“后来居上是历史规律。但是并非后来者都可以居上。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战略思想，战略决策。”
这个战略思想是什么呢？袁启彤读了他所能看到的书籍和资料，研究日本、西欧的崛起和振兴，也研究中国和福州。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求教，和县委书记、大学校长、饭店的经理一起探讨，有一种东西象从地层深处喷出的炙热的岩浆一般，从他脑海中迸发出来，形成一道闪光——福州要起飞，必须以“智”取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经济完全崩溃，他们几乎是在废墟上实现了那样迅速的重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智力基础雄厚，重视智力开发。日本人有一种说法，‘现代教育就是十年以后的工业’，‘国家实力的较量是教育实力的较量’。说得好，今后的世界是一个智力竞赛的世界。知识的多少决定技术的高低，技术的高低决定经济发展的快慢，经济发展的快慢将直接影响整个民族的盛衰兴亡。这就是我的结论。”
袁启彤从他那深邃的思索中走出来，应邀赴宴，轻松一下负担过重的大脑。谁知道，宴会上碰到了闽江饭店的韩经理。这位经理一见市委书记便叫喊开了：偌大的饭店没有管理人才，没有厨师队伍，在国外没有进过七年制管理学校的人无资格进大饭店。我们到哪里去招聘饭店管理人才呢？光笑脸相迎行么？
袁启彤笑了。人才，还有比人才更重要的么！他想起了一个故事。社会学家费孝通父亲早故，全家靠母亲支撑。母亲临终前把几个儿子叫到一起，让他们算算家里日常开支的账目，算的结果，发现费家花在子女学费上的钱最多。她用算账的办法嘱咐儿女们要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下功夫。一个旧社会的妇女尚且懂得知识和人才的可贵，难道我们共产党人不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么？
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员罗元铮正在同袁启彤促膝交谈，那么真诚，那么知己。
罗：应该物色人成立顾问团，搞思想库，搞战略研究。一个好的企业家就是一个战略家，何况一个市委书记。
袁：讲得好。搞是搞了一个，但是比较松散。
罗：要有一个班子，不走形式，凡事开则明，闭则塞。
袁：是呀，要马上去办，时间不等人。
罗：比时间更重要的是知识，知识是时间的浓缩和转移。
“我想了很久很久，我耳朵里有各种声音，我遇到多种问题，使你发愁，使你困惑，使你沮丧，使你激奋。但是，一个市委书记，一个决策者，必须摆脱开当前的千头万绪，使自己的思想象激光一样集中到一个目标上——我们福州迫切需要的是，造就出一批有战略眼光、勇于承担风险，具有现代化经济技术知识，组织管理才能和对外谈判能力的人才。”
可是人才奇缺。福州各类专业人员占总人口的不到1％。远的不说，外商洽谈生意的电报打来了，市委连一个英文打字员都找不到，从山东师大外语系引进来一个女学生，才算解决了燃眉之急。挑选一名远洋轮船长吧，四十五岁以下，会英文、又懂航海业务的，上哪儿找去？难透了！
福州没有人才么？1877年留学英国、与日本伊藤博文同班同学的严复，就是福州人。论学习成绩，严复全班第一名，伊藤名列第三。而伊藤回国后，三任首相，同高杉晋作一道在“明治维新”中大显身手。严复怀着满腔报国之志，找李鸿章报到。躺在床上抽鸦片烟的李鸿章说：“噢，你回来了，听说你的英文很好，这东西（指烟枪）叫什么？”严复呀，严复，历史同你开了一个玩笑，却给后来者留下了教训。袁启彤坚信福州有人才，福州之外更有人才。“最近，美苏核武器谈判，美方有一个代表就是我们福州人，你说没有人才？去年在广州演出一个话剧《二百伍小传》，轰动一时，作者是谁？福州市公交公司一个售票员，你说没有人才？诸葛亮你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山野村夫，三顾茅庐之后，山野村夫成为举世英才。”
于是，“求知楼”破土动工了。于光远、钱俊瑞等知名学者纷纷赴榕讲学，论证、会商福州振兴经济的良策。去年9月，宦乡复信说，“承辱下问，十分感谢，敢不竭尽驽钝，力图贡献刍荛，如袁书记有命，请即函示，便当尽心照办。”
对外经济贸易人才培训中心办起来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主办，在福州上课。福州凡管外经、外贸的县长、区长及经委主任、合资项目的经理都参加。凡《导报》聘请来的博学多才之士，均可偕夫人同行，住宿、旅游、来回机票全包了。只有一个条件，把你的智慧留下，今后还要请你为福州提供最新的经济信息。
“双交会”在于山召开了，大规模地交流科学技术，交流人才，这在福州历史上是第一次，半个多月总共接待四万多人。袁启彤访美归来刚巧赶上这一盛会，一下飞机径直去了于山。到过于山的人没有不喜欢这里的，山中有城，城中有山，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今天，这里的奇观是人，拥拥挤挤，熙熙攘攘，到处摆摊设点，谈项目，谈人才。主持者汇报，到会洽谈登记的有二千四百人，当场发调令的有三百多人。有的工厂厂长身上带着图章，看准了当场盖章，拍板定案。
“我走在欢快的人群中，心中有年轻人的冲动。交流会设在一座大的寺院里，人们的心比小时候赶庙会还要高兴。他们不是来买泥娃娃，小摆设，而是挑选人才来了。人才，这可是个宝啊！人才一交流，整个局面就活了。”
秘书递进来一份市科委写来的报告——关于郊区知识分子目前急需解决问题的情况报告。还是老问题：农村家属户口“农转非”，住房困难，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家属和子女就业问题。
袁启彤既了解报告中所写的问题，也了解办这些事的艰难。难哪！中国的知识分子忍难负重，几十年如一日，作市委书记作市长的人，岂能熟视无睹！袁启彤一阵心热，提笔在报告上写道：“请有关部门大开绿灯，高抬贵手。”
“每天人民来信来访，大量的是这一类问题。能办到的为什么不办？高谈阔论不能为国为民分忧解愁。旧社会还讲‘君子有成人之美’，‘人到难处拉一把’，我们有些同志却绿灯不亮红灯亮，手持文件，处处设防，东堵西卡。文件是为办事情制订的，不能拿着它不办事。人人憎恶走后门，你在前门把事情办了，谁还去走后门呢！假若福州十二万共产党员，二十多万共青团员，八万干部每人一年为人民做一件好事，一年就可以解决四十万个问题，那时还有走后门的吗？不多了。”
袁启彤三个月办了一所闽江大学，出人意外。福州的高等院校全是统一招生，统一分配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第一是人才结构，福州急需经济管理人才，靠全国大学分配，名额有限，专业不对口，弥补不了福州的缺门。第二，每年全国高校在福州招收最多两千名大学生，福州有四分之三够高考录取分数线的青年上不了大学。袁启彤决心办一所新型的没有校址的大学。
没有校址的大学，有人说是荒唐，有人说是创造。袁启彤心里明白，主要是急。福州急需人才，等不及按部就班盖大楼，置设备，请教师，万事俱备再出人才。现在是万事不备，要出人才。先招生，后建校，用工厂挖潜的办法，挖一挖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州大学的潜力，各自包办一个闽江大学分校，提供师资和实验设备，校舍就暂借鼓山脚下的工读学校和仓山的一所中学。
潜力也不是那么容易挖的，师范大学和福州大学自身困难重重。两所大学的校长开了一个长长的账单放在市委书记面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陈年旧账。征地，两所大学都要发展，学生要翻一番，用地不够，可征一亩地比挖黄金还难，条件苛刻，叫人不敢开口，要解决农转非招工指标，帮办工厂等一连串问题。如果所征地中碰巧有一口水井，得，又是一个无底洞。交通，福州大学在城郊，只有一路公共汽车进城，门口还没有站。供应，近万人的大学区，买蔬菜食品比城里贵，陈米臭鱼，肉食紧张。此外，煤不足，电不足，水不足，堂堂的大学学府居然没有一个澡堂。至于住房困难、子女升学，基建规划审批手续的繁杂，更有过不完的关口。能不能开绿灯呢？
“这个帐单开得好，不是讨价还价，你要挖人家的潜力，他自身还难保呢。难哪，难得人睡不着觉。但是我想，再难也比新建一所大学容易。想来想去，批条子，开会怕都解决不了，怎么办？现场办公。两部面包车，三十几号人，公安局长、交通局长、商业局长、基建局长、电力局长、财办主任，包括卖酱油的，统统开到现场，听取意见，当场拍板定论：每年增加供应三百吨煤，春节让教师和学生洗上热水澡；加一条专用线，电再紧也要保持大学的电压稳定；商业网点增加货源，每周增加三头猪的供应；在乘车高峰时，增加公共汽车班次。征地问题也定了，要告诉农村干部、区领导，今后不能随意提出苛刻的条件，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要支持、要赞助，不许敲诈勒索。发财不发大学的财，赚钱不能赚大学的钱！”
三次常委会，六次跑大学，调查、争论、思考、估计、说服，终于，向师范大学、福州大学交了答卷。人心唤起来了，袁启彤也成了大学师生的好朋友。于是，没有校址的闽江大学奇迹般地跃出来了。
当自费走读、不包分配的七个专业、三百七十多名新生参加开学典礼时，闽江大学的总校长袁启彤兴高采烈地走上讲台。“发展两年制的短线大学，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是高等教育向多形式、多层次发展的一条路子。我们争取今后两年内招生人数翻一番，明年再增办一两个分校和专业。行不行。事在人为。困难不怕，可怕的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自甘落后。不扫除自卑的瓦砾，自信的种子就没有土壤播种。”
袁启彤喜欢有自信、肯奋斗的人。去年5月，福建作协召开一个座谈会，袁启彤应邀到会讲话。他说：“不瞒大家，我刚上任，文山会海，千头万绪，确实很忙，一天干十二小时还干不完。但是，再忙，我也要来。我想向在座的作家和业余作者们呼吁：请你们去写改革者，写龚雄、游廷岩、万冠华，为改革者排忧解难，鸣锣开道。”
万冠华在福州曾经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说起来，他不过是一个大队办的双龙工艺厂的厂长，从中央、省、地、县、公社、大队这样算下来，他正是第七级，人称“七级总理”。出身“微寒”，四十二岁，当了三年学徒，二十二年的推销员。但是他勇于改革，卓有创见。他认为信誉比资本还重要。他的见解，办工厂一定要重视推销，他准备写一本论推销的书，第一章就叫“推销员的地位和意义”。为了获得信息，他每天看四小时的报刊杂志，他的厂一年订阅的报刊花五千元，班组长以上随便订，供销员五角以下报刊随便买。按照他的一套办法，五年中产值翻了五番，这么一个人能不能当劳模？能不能上台发言？袁启彤说，不但能当劳模，还要请他进主席团，上大会发言，请万冠华给人们开一开脑筋。
也是去年5月，福州手表厂突然冒出一个郑雪华来。手表厂连年亏损，面临转产解体、技术人员改行的困境。这时候，在袁启彤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封短信：
“袁启彤同志：
由于厂的领导班子问题及管理的混乱，
我厂面临关停并转的处境。我们七位工程技
术人员和干部，要求承包福州手表厂1984年
全厂生产任务，在现有资金、设备、技术力量
条件下，今年实现税利三十万元，年终若不能
实现上述指标，愿受组织任何处理。”
牵头署名的就是郑雪华，四十六岁的共产党员，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毕业生。
“好样的！我们的事业需要的正是这种有自信、有眼光，能燃烧而又不吝惜自己的人才。”
市委来一次“闪电战”，立即印发急阅件—上面有袁启彤支持郑雪华等七人的复信，市委常委、各部委办负责人人手一份，当天召开常委会，连夜开车将回信送到郑雪华等七人手中。
郑雪华在次日被市里任命为手表厂厂长，原厂长调离。市委常委扩大会会议室里传出袁启彤充满感情的声音：“我们提倡各级领导对自己所负责的工作立‘军令状’，同样也允许群众中的‘能人’勇敢地站出来承包，只要有利于振兴福州，我们都支持，都鼓励，都开绿灯。我们以极大的热情盼望着，人才在振兴福州的光荣而艰巨的事业中破土而出！”
会散了。袁启彤一个人留在会议室里，沉思着，回顾着。血总是热的，事业总是要前进的。那些激烈的争论，并肩前行时的磕磕绊绊，决策中的左顾右盼，现在如轻烟般飘逝了。剩下的只有单纯、朴实、充满生机的生活本身。他心里一阵轻快，一种青春的活力在他的体内跃动，他甚至忘却了自己已经五十六岁。福州理应成为一块福地。他梦想着，在不太遥远的一天，从广州到福州将出现一个真正的黄金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