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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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万里
当前全国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很好。由于全党更加自觉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由于整党第一阶段的进行，政治上全党更加一致，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日益巩固；经济上欣欣向荣，六五计划规定的指标，有些已提前两年超额完成；在这个基础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逐步改善，特别是农民近五年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快。1983年，全国有一百三十八个县的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翻了一番，其中蠡县、滨县、武城、无锡等四个县（市）增长两倍以上。我们是世界上农民最多的国家，八亿农民对党的政策热烈拥护，发展商品经济和教育科学事业的热情空前高涨，这对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1984年农村形势的发展，不少方面出人意料。农业生产在1983年大丰收的基础上，又获得全面增产。八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已成为国内工业品市场的重要支柱，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总起来看，农村最大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越来越猛。在1983年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我曾强调指出，县委书记、县长要总揽经济全局，不能只当农业书记、粮食县长。实践证明，这一点已经得到普遍的重视。1984年各级领导在组织商品生产上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同指导思想的提高是分不开的。
农村的改革推动了城市的改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认真总结了建国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最近六年农村和城市改革的经验，作出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可以预见，一场伟大的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振兴中华的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这给农村下一步的改革，给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城市改革将释放出更大的活力，向农村提供更多、更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推动科技、人才、信息等大规模地向农村扩散；将对农村的发展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要求农业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高、品种更加丰富的农产品。一个城乡协作、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日趋繁荣的局面将会出现。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但是，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国家毕竟是一个比较贫困落后的国家。要把它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还有个长期的艰苦的创业过程，目前的成就没有任何值得自满之处。还应当看到，我们对组织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还没有经验，这方面的人才数量少，门类缺，力量弱。我们有的旧观念、老框框已很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有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尽快适应的过程。这就要求农村各级领导干部敢于在实践中探索、创新，认真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敢于丢掉陈腐的东西，改变那些观念上、体制上、政策上、作风上不适应的东西，冲破那些阻碍改革的东西，按照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精心指导，并善于掌握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
当前农村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问题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问题有再认识的必要。长期以来，我们的农业是单一结构，“以粮为纲”。由于“左”的思想和政策，虽然费尽心机，粮食、棉花紧缺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把指导农村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端正过来了。中央认识到，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的休养生息，必须有粮食这个基础。因此，下决心每年进口一些粮食，并在国内适当提高粮棉油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谁也没有料到，政策的力量、联产承包制的作用这么大，农业发展得这么快，粮棉增加得这么多。六年来无论气候如何变化，主要农产品总是持续增产，以致许多地方发生了“卖粮难”、“储粮难”、“运粮难”的问题。棉花也是如此。长期以来粮食紧缺局面的全面缓解，是这几年农村政策的巨大成就。这个成就为我国农业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向现代化农业转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可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而且，目前粮食多只是相对而言的暂时性的现象，如果人民生活提高到小康水平，把单纯吃粮逐步转化为多吃肉、奶、禽、蛋，从长远看，人均八百斤粮食并不是多了，而是不够。我们还要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储备适当多一点是应该的。当然，搞粮食转化，多产肉、奶、禽、蛋，必须有与它相适应的社会购买力。转化快了，购买力跟不上，就会出现销售上的困难。1983年国家多购了几百亿斤粮，农民手里多存了几百亿斤粮，1984年又是大丰收，短期内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商品粮食，确实是个需要研究解决的新问题。过去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米多了，又缺“巧妇”了。这说明我们对大规模商品性粮棉生产缺少适应能力和转化能力。因此，我觉得应该提出一个口号：“大家都来学做结构变革的巧妇”，抓紧粮多棉多的有利时机，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
首先必须对农村产业结构的概念有个正确的理解。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许多县和省对农业资源进行了调查和区域规划，对本地区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的了解有很大进步，因而在经济工作的指导和改革的领导上也有了很大进步。但还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用系统工程的观点去揭示农村产业结构的全部内容和内在规律。农、林、牧、副、渔五业是基础，应当按比例调整。为了促进农业向社会化、商品化转变，还必须打破“农村等于农业”的传统观念，建立科学的现代农村产业结构概念，即农村产业结构的整体和多层次的概念。用这个概念来指导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就是要总揽整个农村经济，因地制宜地发挥当地优势，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保护和促进生态平衡，逐步使农村经济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具体地说：
一是适宜种粮的地方一定要把粮食种好，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按市场需要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把不宜种粮的地退耕还林、还牧、还渔，二十五度以上的陡坡耕地一定要退，当然也要根据实际可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粮食有缺口，国家可以调给。我们有些地方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破坏了生态环境。
二是多搞农、工、商综合经营，特别是粮食要搞多层次的加工增值；要发挥玉米、大豆多的优势，加快畜牧、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促进粮食转化。
三是按市场需求和自然条件调整农业结构。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可减免粮食收购任务，少种甚至不种棉花和粮食，按照服务于城市、富裕人民的方针，发展有区域特点的经济作物，并通过“外引、内联”，搞开放型和郊区型的农业，促进农业的商品化。如辽南地区在田间搭塑料大棚，利用太阳能，不用燃料，生产韭菜、黄瓜等冬季鲜细菜，一个周期（八个月）种三至四茬，每亩投资四五百元，经济效益超过万元。我看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大量发展，供应本省，并远销到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广东靠近港澳，可以按港澳和广州市市场的需要布置生产。山区经济要进一步开放，通过建立开发基金等办法，把给钱、给东西变为给政策、创机会、引技术、进人才，把无偿支援变为有偿支援，把“输血”变为提高落后地区的“造血”机能，利用当地的矿产、木材、药材等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大搞果树、花卉生产或发展旅游事业。各省可以用互利互惠的办法实行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例如江西、湖南就不妨以适当价格向福建、广东输出大米，发挥粮食的优势。生产粮食同样可以致富。
四是调整第一、第二、第三各类产业的比重，逐步把务农的劳力转移到第二、第三类产业中去，并不断提高其经济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目前应大力发展技术层次比较低的产业，如交通运输业、采矿业、建筑业等。这类产业能够大规模吸收农村劳动力和实行活劳动积累，办成之后又能为发展其他农村产业提供基础，可以说是一举数得。中央已决定拨出一批粮、棉，扶持农民修建公路。各省都要努力把这件事办好。以农村原料为主的加工业，如饲料、食品加工业、建材业等，应放手让农民优先去搞。目前我国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产值仅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73.7％，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要努力把这一部分加工业的产值增加到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一至二倍。第三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又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应当大力发展，使这方面的从业人员，逐步增加到占总劳力的30％以上。此外，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发展与城市相类似的农村现代工业，加速城市工业向农村扩散。
总之，我们要千方百计做好粮食转化工作。抓住当前粮食、棉花比较充裕的历史时机，搞好农业结构、产业结构、劳力结构的调整，改变我国人口的就业分布，减少务农人口的比重。只有这样，才能使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农产品的生产规模适当扩大，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才能使粮食持续稳定增长；才能使农村各项产业协调发展；也才能保持农村发展的势头，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进一步繁荣农村商品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一年比一年高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应当让农民一年比一年更高兴。
1985年，国家对粮食、棉花要实行定量收购政策，在一批近几年靠粮棉增收翻番的地区，如果结构调整跟不上，农民的收入，一时可能受到影响。这是个大问题，处理不好农民就会不高兴，一定要认真对待。对“卖粮难”、“卖棉难”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解放思想，出主意想办法来解决。目前价格体制、财政体制、流通体制互相掣肘的局面，增加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必须有计划地加以改革，这篇文章要上上下下群策群力才能做好。我想，棉田要压缩一些，粮食生产必须继续抓紧，重点放在调整品种结构上。农产品收购数量和价格的确定，一定要考虑各方面互相影响的因素，一定要十分注意保护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一定要用各种直接、间接的办法保证农民的收入持续有所增长。
二、关于乡镇企业问题
过去有些人认为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甚至把不正之风的根源也归咎于乡镇企业，致使它们处境相当艰难。1984年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说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步认识到了乡镇企业的重要性。但是为了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还有些认识上、政策上和工作上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
一是对乡镇企业的概念认识不全面。只把原来在乡、村、队范围群众办的集体所有制合作企业算作乡镇企业，不把后来农民自办或集资联办的企业看作乡镇企业，有的甚至加以歧视，这是不对的。事实上不少地方农民联办或自办的企业已成为乡镇企业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产值占到乡镇企业总产值一半以上。因此，应该一视同仁，给予鼓励和支持。
二是在领导体制上要坚持政企职责分开，不允许平调乡镇企业的资金和物资。现在，有些地方以改革、归口为名，随意改变乡镇企业的隶属关系，平调农民集体财产的情况相当严重，应当查明情况，严肃处理。原有的社队企业要通过各种承包方式，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变成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实体。农民联办或自办的企业，应该让它独立自主地进行经营，政府不要随意干涉，而应当加强多方面的指导，提供服务，改变管理办法。
三是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税是应该收的，但税收要贯彻中央的精神，有利于发展生产，培植、涵养税源，决不可因眼前之利采用“杀鸡取蛋”的办法。我想，向乡镇企业征税，无非三种办法，一种是“欲取先予”，为上策；一种是“又取又予”，为中策；一种是“只取不予”、“杀鸡取蛋”，为下策。我们要坚持实行上策或中策，避免采取下策。
城市改革逐步展开之后，乡镇企业将面临新的挑战。乡镇企业要在竞争中求发展，必须积极进行自身的整顿。重视市场信息，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要提高技术水平，善于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继续成长壮大。
三、关于农村金融工作与农民资金积累问题
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涉及到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而资金在这个过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粘合剂”和“催化裂化”的作用。有了一定数额的资金，就能把其他各种生产要素带动起来，“粘合”起来，促进专业分工，形成实际的生产力。因此，实现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发展商品经济，资金是个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今后，农村每年都要有大批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从事新产业。装备这些劳动力和发展新产业，需要数额可观的资金。国家近年内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主要得靠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产业发展与借贷资金的紧密结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工作在商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级领导都要学会运用金融手段，注意抓好金融工作。农业银行和信用社是农村聚集资金的重要渠道，这几年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是，过去我们的银行带有分配资金的行政机构的色彩，处在附属于财政的地位，不善于广泛吸收和合理使用社会闲散资金，远远不能胜任当前的艰巨任务，必须加快体制改革，并在一定范围内，适当发展民间信用。现在农民手里开始有了点钱，虽不很多，加起来大约也有几百个亿。问题在于学会聚财之道、用财之道、生财之道。近年来，各地都很重视组织农民集资，有的县筹集的资金达三四千万元之多。群众集资目的明确，见效很快。1984年农村出现的群众集资热潮；和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浙江省七个县1984年就集资二点七亿元，一下子兴办起上万个新的乡镇企业。实践证明，群众集资不是一种单纯的金融活动，而往往是以聚集资金为中心，带动资源、人才、技术、劳力进行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综合过程。因此能迅速地形成生产力，促进资金跨地区流动，带动人才和技术的扩散。群众集资的这些长处，弥补了银行、信用社目前还没有解决的体制上的限制，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银行、信用社的改革，应当从中得到启示。一些地方群众在筹集资金投放的方向上存在盲目性，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指导。
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一些地域性的农民经济联合体，他们在资金、人才、技术等各方面的实力都相当雄厚，除了在当地竞争，也开始向落后地区投资。这是开发落后地区的一个好办法。因为在输出资金的同时，还要组合相应的人才、技术一起过去，有利于把资金用好，取得经济效益。希望双方多多接触，建立和发展这种互助互利的关系。政府职能部门也应当为这种跨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经济联营提供便利，制定税收等方面相应的优惠办法。
为了保证农民手里的钱更多地用到发展生产、发展小能源（小水电、沼气、小煤矿、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发展公共事业上，必须坚决制止各种不合理摊派，减轻他们的负担。现在乡镇企业发达的地方，普遍有个事事向乡镇企业伸手的问题，以“民办公助”之名“吃大户”。据江苏常熟市徐市乡调查，非生产性的社会负担，占乡镇企业上交乡、村提留总数的25.6％。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负担提出过“定项限额”的办法，许多地方没有认真贯彻，农民负担仍然有增无减。各省都要检查一下这方面的问题，认真加以解决，坚决制止不合理摊派。
对专业户的“红眼病”一定要继续认真纠正。否则其他农民就不敢富或不敢露富，这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聚集资金极为不利。因此，对专业户和各种合作经济要注意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障。各地应制定一些必要的法规和条例，条件成熟后再由中央搞统一的法律。但执法必严，否则法律就等于一纸空文。
四、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
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只靠农村的力量，没有城市先进生产力的配合是不行的。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为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机。
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城市生产力向农村扩散，是关系城乡经济发展全局的一项战略性措施。1984年9月，我曾讲过北京洗衣机厂的经验。这个厂生产的“白兰牌”洗衣机，98％的零部件都下放到农村去了。五年来，厂房没有扩大，职工增加不多，产量却增长了三十倍，利润增加了五十倍，同时带动了一大片农村的经济发展。人们称它为“白兰道路”，这个路子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近年来，各地在这方面都创造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如制定城乡间有差异的信贷、税收政策，推动一些适宜在农村发展的产业迁出城市；运用适当的调节手段，促进那些以城市为“龙头”、农村为“龙尾”的生产协作型产业实现一体化；采取积极的行动，利用城乡各自的优势，开展联合经营。所有这些经验，都应认真总结、推广。中央、国务院已作出市可领导县的决定，即以城市为中心发展经济。今后，城市要打开城门，农村要打开“寨门”，不论从事农村工作或城市工作的同志，都要总揽城乡经济全局，努力消除城乡之间的各种壁垒，促进城乡经济的联合，逐步建立新型的城乡之间有分工、多层次的产业结构。
城市生产力向农村扩散，最有效、最重要的是人才的扩散。农村搞活，没有人才不行。农民对这一点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过去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1984年又加了一句，叫“无才不兴”。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除体制问题、思想问题以外，主要是交通、信息、能源特别是知识和人才的问题。城乡企业的竞争，说到底也是个智力的竞争。乡镇企业要在竞争中求发展，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目前我们的教育制度、人才分配制度、管理制度很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快改革。有些地方非常重视农村教育改革，大力举办各种类型的农村科技文化学校，对农民进行职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取得了显著效果。今后城市人才的扩散，要更多地同这种方式相结合，以加速科学技术的传播。这几年，广大农村科技工作者在农村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欢迎，应该得到党和政府的表扬和物质鼓励。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性更明显了。对这件事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既希望它能够很快发展，又怕缺乏指导，盲目发展，坑了农民。我国现有建制镇五千多个，非建制的集镇五万四千多个，此外还涌现出一批很有前途的新兴集镇雏形。这么多的集镇如果同时铺开建设，势必带来一些问题：第一，力量分散，缺乏重点，建设时间长，收效慢；第二，耗资较大，与国家、农民的财力不相适应；第三，占用耕地多，土地利用很难合理，这一点后果特别严重。因此我考虑，近期应相对集中，首先着重抓那些已经初具规模的小城市和一些较大的建制镇，及早确定镇乡合并，以镇领导村，作出建设规划，适当扩大它们的布局规模，进一步放宽政策，鼓励农民到这里来投标承包或租赁原有的小企业，兴建新企业，经营“第三产业”，集资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城乡建设部和有关部门要把房屋设计、建材供应、城镇布局、技术示范等一系列工作抓紧抓好，争取高效率地建设起一批容量较大、设施比较完善、土地利用比较集约的小城市。
五、关于加强和改善党与政府对农村工作的服务和领导问题
改革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使我们面对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要求我们掌握许多过去不了解或了解不多的办法和手段。因此，必须加强和改善党与政府对农村工作的服务和领导，从思想上方法上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说，要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在总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各地可制订一些补充规定，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要学会更多地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推动经济运行；要通过制定法令和法规，充分发挥国家的职能作用，学会运用法律。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指出，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满足社会整体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一定要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如果某个部门或单位的改革，是以局部的利益损害整体的利益，以本单位的利益损害社会的利益，甚至以个人的利益损害人民的利益，那么这种改革就与中央的精神背道而驰，必须坚决反对，予以制止。
适应农村形势的发展，县以下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加快步伐。我想，县、乡、镇一直到村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都应为发展商品经济做好服务工作。首先是管好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管好立法，搞好宏观计划的指导，包括信息传输、控制、协调，还要管教育。县、乡、镇一定要把中小学教育办好。总之，行政对具体经济活动的干预应大大减少。机构要精简，各地可因地制宜，不必强求上下对口，不要照搬照套。
县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是我国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的基本单元。县一级进行综合改革，能够超越微观经济的层次，使微观经济放活和宏观经济协调不适应的矛盾得到缓解，有利于提高指导国家经济活动的能力；能够促进城乡经济的联系，消除城乡之间的壁垒，协调城乡利益的差异，推动城乡全局的共同发展。它既是前一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发展，又是目前城市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希望各地进行大胆的探索和改革。
按照中央部署，下一段县和基层党组织要进行整党。整党要促进经济，促进改革，首先要通过整党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改变自然经济的旧观念，树立商品经济思想，学会按价值规律办事。目前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势头很好，但要警惕瞎指挥、浮夸、形式主义、摆花架子等坏作风的再起，某些地方已开始有这种苗头。还有些地方以权谋私的倾向有所发展，不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而是卡农民、挤农民、坑农民。这两方面的问题在整党中必须加以解决。
应当大力表扬那些为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村文明建设做出贡献的农村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农民中的先进分子。但要教育他们，防止胜利冲昏头脑。我们面对着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决不能自满，不能停滞，不能做表面文章，不能说假话、说大话。要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多动脑筋，多找门路，多想办法，多做调查研究，努力搞好商品经济发展的服务工作和协调工作。
以上我提了一些问题，讲了一些意见，但做好文章还得依靠大家，依靠勤劳智慧的农民、知识分子，依靠他们的创造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让我们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引下共同努力，在1985年取得更大的成就。
（全文原载《红旗》杂志1985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