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领风骚　色彩纷呈——中篇小说创作风格多样化漫议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各领风骚　色彩纷呈
　　——中篇小说创作风格多样化漫议
　　黄毓璜
文学创作倾向和特征的演变，并不如“年轮”那么印记分明，难以划年度地加以把握和界定。然而，一九八三、八四两个年头的中篇佳作，还是给人一种突出的印象：作为文学思潮，被称做“伤痕”、“反思”的阶段业已过去，以新时期为反映对象的作品，也在改变那种浅掘式作业和简单地“同步”于生活的状况。作家的视野开始推向广角度、多方位、深层次的人生，具备独特个性和品格的作品成批涌现——中篇创作风格多样化的势头，已经令人兴奋地奔突而来！
近两年中篇风格多样化的趋势，于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中孕育，在新生活的赐予和召唤下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多样性是生活的妙谛”。建国以来，作家们从来没有什么时候能够如现在这样直面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生活本身也从来不曾有什么时候象现在这样变革迅急而错综纷纭。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观念意识、心理情绪的新旧更迭、繁富多姿，把作家的艺术思考和审美旨趣引向广远的时空，题材的放射线差不多伸展到生活的一切领域。《腊月·正月》直面农村变革，《绿化树》回首历史烟云，《凝眸》注目瞭望镜里的海峡彼岸，《远村》放眼偏僻山庄的民俗民情，《北方的河》导引人们于北国大川的逍遥游中感受一种奋进精神和强者气质，《迷人的海》带领读者到海底世界去结识两个跟大自然拚搏的灵魂，《美食家》、《烟壶》更将笔触伸展到文学尚未涉足过的“特区”，在吃客生涯和烟壶世家的传神描摹中，展现历史的风风雨雨和生活的曲折流程……作家不再在狭窄的胡同里拥挤，不再在某些中心标杆下抱团。他们突破了狭隘的题材功利观和浮泛的题材价值观，在天广地阔的文学大野上“放马由缰”，勘测着可以属于自己的“领地”，树立起足以表明自己的标帜。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硬性题材”和“软性题材”，“广场题材”和“角落题材”，都因觅得其理想的驭手而竞奇斗胜、吐艳喷香。如今，读者不只常常亲切地谈到：我们有了一个写“小巷”的陆文夫，有了一个写“海”的邓刚，有了一个写“商州”的贾平凹，有了一个写古北京市井的邓友梅……一大批有个性追求的中青年作家，经过多方面的、艰辛的探索，更加准确地找到适于释放自己艺术能量的创作突破口，他们正自觉地调动自己长期的生活积累，在自己的“领地”上充分地发挥驾驭生活的自由。
风格多样化表现为“写什么”上的各得其所，更表现为“怎样写”上的各尽其妙。两年来的中篇，从总体的艺术构思到具体的艺术把握，都呈现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新鲜特色。
面对旋转的世界，作家艺术地把握世界的能力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艺术构思的活力得到多方面的调动和发挥：有阔大恢弘的史诗品格，有峰回路转的园林色彩，有针脚绵密的紧凑故事，有生活片断的跳跃组接，有逼真地贴近生活的写实，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因素的有机渗透……值得庆幸的是：一度风行的那种平直的
“大事记”式、小格局的“摆设”式、陈腐的“悲欢离合”式的构思模式，已经在艺术价值的天平上失去份量而为作家所不取。读者高兴地看到：从大幅度的艺术容量和高水平的美学旨趣上确立作品的整体构想，已经成为有识见的作家们的普遍追求。这种追求体现为《美食家》中宏观放眼跟微观落笔的有机统一，《祖母绿》中社会大背景和内心深层次的浑然一体，《远村》中生活的质朴感与艺术的精致性的和谐结合，《拂晓前的葬礼》中深邃的历史感和鲜明的当代性的交相辉映。它们足以见出作家把人物和事件放在总的历史趋势和生活流向上加以把握的功力，显示着构思风格是在一个相当高的档次上呈现其多样化的。
中篇小说从它的崛起到形成一股旋风和热流，在很大程度上靠它提供的人物形象的新鲜感及其典型化程度取胜。
近两年来，中篇佳作又对小说家族的形象系列作出了醒目的丰富和增添。一批作为时代骄子的开拓者的形象，从中篇走进读者的心田，各种各样的普通人的形象，带着特定时代的意识、欲望、理想、需求进入人物画廊。形象系列的丰富性和作家塑造形象手段的多样性相得益彰：武耕新（《燕赵悲歌》）这样的“怪杰”，海碰子（《迷人的海》）这样的硬汉，朱自冶（《美食家》）这样的吃的精灵，马缨花（《绿化树》）、曾令儿（《祖母绿》）、叶叶（《远村》）这样的不同身分、不同类型的女性，或则在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中显示出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或则在社会变迁和命运纠葛的有机融渗中折射出重大历史生活的内涵，或则在浩茫的大自然的陶醉和搏击中喷薄出生命的活力和哲理的光彩，或则在细密的思想潜流、心理层次和炽烈的感情波澜中升华出炫目的思想火花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他们比较彻底地摆脱了那种按政治理论和政策要求筛过的单一色彩，在各自的生活道路上迈着艰难而沉实的步履，各各显示着复杂的命运遭际和特定的心灵世界。近两年的中篇里，“悲剧人物”塑造上的思想力度与美学价值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诸如集农民的全部伟大和全部渺小于一身的田家祥（《拂晓前的葬礼》），从自我陶醉的空中楼阁跌落在地面、发出九斤老太式的恨恨之语的韩玄子（《腊月·正月》）；诸如在文明正受到百般冷落、只能在“野蛮”人那里得到温暖的康巴阿公（《康巴阿公》），带着清醒的意识而走向失败和死亡的李力（《钢锉将军》）以及那十九座坟茔里被葬送青春和生命的灵魂（《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都从不同的侧面闪现出如尼采形容过的
“彗星的光尾”，给人以多方面的历史教益和生活的警
示。
近两年来中篇佳作的情节处理，也显示着作家们在努力追求独具一格的个性。前几年那种所谓“非情节”化的“创新”，已经不那么时兴；传统的故事式的封闭状况也得到极大的突破和发展。在有助于扩展生活容量和思想张力的总的目标之下，情节结构的手段异彩纷呈。《迷人的海》情节淡化而不失强烈的动作性；
《康巴阿公》取传统章法而颇具“推理”色彩；《走通大渡河》如缝缀百衲衣而不失完美的整体性；《钢锉将军》在矛盾设置上“虚化”了“对立面”，揭示出于冥冥中主宰主人公命运的“左”的“空气”；《凝眸》留给读者大片的艺术“空白”，让人们在一系列哑剧式的场景中感受期待的痛苦和渴望的热忱。不少作品以大量篇幅人格化、精神化地表现动物和自然，强化了情节结构的弹性和拉力，使温馨人性和奋进精神表现得摇人心旌。总之，中篇佳制艺术手段的多样化，使人感受到：由于创作思想摆脱了“左”的羁绊，由于对民族文化传统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由于多元化的文化潮流的影响和推动，作家的生活感受力跟与之相应的艺术表现力正在经历着一种爆发型的裂变。
风格多样化是建立在独特性的基础之上的，而独特性赖以确立的根本，就在于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独到发现、感受和见解。中篇创作的大作家、大手笔的出现虽然还有待时日，但近几年的成就已令人信服地说明：作家已经敢于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生活，用自己的头脑去研究社会，乐于表现自己思索、领悟到的人生。作家们已经以他们的作品画出了自己的形象：如饱经风霜的、筋肉强劲的刚强男子汉，不再是在“左”的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支配下跟着东跑西颠的傻孩子。他们贡献出的是冷峻的思考社会和热情地拥抱生活的、属于自己的生命和个性的结晶。这，正是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成熟的标志和繁荣昌盛的象征，也正是广大人民对作家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