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杨逵先生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怀杨逵先生
　　冯牧
我在旅途的飞机上，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了著名台湾老作家杨逵先生去世的消息，心头袭过了一阵悲痛的怅然的情感。1982年秋天，我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中心”，曾经同这位我在少年时代就曾经从其作品中受到过教益的作家，有过一个星期几乎是朝夕相见的聚会。他的形象和丰采，至今历历在目。没有想到，这位热爱中华大地、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优秀作家，还没有来得及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亲眼看看他如此关怀的亿万同胞和他过去只是从书本上才了解的祖国山川，就离开了我们。
我是在洛杉矶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之后，应“国际写作中心”主人的邀请到爱荷华访问的。我和我的同伴们有些人读过杨逵青年时期一举成名的小说《送报伕》，因此，当听说杨逵先生几乎同时也从台湾来到爱荷华，我们都感到激动和欣悦。杨逵的形象同我所想象的差不多：朴素平实，容颜消瘦，完全是一副劳动人民的面孔。他沉默寡言，再加上只能用我所不懂的闽南话交谈，因此，我们和他彼此之间虽然都热切地希望倾心交谈，却只能通过翻译、手势、笔写，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但即使如此，我却对他产生了一种尊敬和亲切的感情。当晚，主人为我们举行家宴。为了祝贺来自海峡两岸作家的欢聚，安格尔先生提议要我和杨逵共同打开一瓶香槟酒。我和他一起打开了瓶塞，香槟酒喷涌而出，在大家充满深情的欢笑和掌声中，我看见杨逵的瘦削的脸孔绽发了孩子般天真的笑容。那天晚上，他兴奋地对我说，能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认识了这么多来自大陆的和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作家，感到非常高兴。我对他说，我在少年时代就读过由胡风先生翻译、在鲁迅先生支持下发表的《送报伕》。他对此感到有些惊讶，说没有想到大陆上现在还有人记得他这篇作品。我对他说，如果他同意，我们愿意在北京和别的地方出版他作品的选集。他当时微笑不语。在宴会结束向主人告别的时候，他才用难懂的闽南话小声对我说：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在一切居住有中国同胞的地方出版。
在主人盛情的安排下，几天的活动中，杨逵先生很愿意同我们在一起访问和参观。在一次有来自大陆和台湾作家参加的座谈会上，杨逵用朴实和谦逊的语言介绍了他的创作经历和计划。我们一起访问过一家农民家庭，在客厅中，主人的一岁的小孙子正在地毯上玩耍，这时，杨逵立刻眼光发亮，刚刚同主人寒暄过后，就坐在地上和这个婴儿戏耍起来，婴儿笑了，而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作家也象小孩子似的欢笑起来。看到这个场景，我心里不禁涌出这样的感想：这真是一个心地纯朴善良的人，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人，一个同普通人民保持着真挚感情的人！
有一次，我们一同乘游艇游览密西西比河。他和旅伴们一起唱起了各自的民歌。这时，这个老人显得那样活跃和年轻，几乎使人忘记他已经是一位年届八旬而又饱经沧桑的老人。
在即将离别的时候，杨逵送给我三本书，两本是他的小说和散文集，一本是评论他的生平和创作的文集，并且亲笔题写了名字。在握别的时候，他用亲切的口吻对我说：“假如我的书能够有机会在别的地方出版，我希望把应得的稿费全部用来买书，送给学校，最好是中、小学校！”我说，“我一定设法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你的作品。我回国之后，一定尽快地编辑和出版一本你的选集。”老人高兴地微笑了，一个天真的纯朴的农民般的笑脸。
1984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帮助下，编选了一本名为《鹅妈妈出嫁》的杨逵小说散文选集，其中包括了他的主要作品。他的作品并不多。这主要是由于他的坎坷遭遇使他难于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他在牢狱中度过了漫长岁月。出狱后，又长期过着躬耕励耘的生活，他以“老园丁”自喻。有一次，当有人问他的创作近况的时候，他笑着回答：“我在写，天天在写。不过，现在用的不是笔纸，是用铁锹写在大地上。你现在所看到的，难道不美吗？”他指的是他自己用双手在一片荒地上开辟出来的农田和花园。长期以来，他就是以此谋生的。但即使如此，他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充满生活气息和反映了一个不屈的灵魂的优秀作品。他在海内外被人称誉为一支“压不扁的玫瑰花”，这个称誉，便是来自他的一篇同名的小说。这篇小说，在台湾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作品，已经被选入中学课本。
我曾经在一篇论述杨逵的评论文章中看到过这样的描述：“住在台湾东海大学旁边的一个老人，他白天挑水浇菜浇花，夜黑提笔写文章。经常有一些青年人来拜访他，说是‘朝圣’。一提到东海马上就会想到这个老人。给他写信都不必写门牌号码，只要写他的名字就行了。他就是老作家杨逵。他一身傲骨，掷地有声，跟他大气磅礴的文章一样。我们为他出书，使他的磅礴文章流传人间，就象长江大河一样。”
我想，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于杨逵的一个生动而确切的素描。但是，使我感到无限遗憾的是，我和朋友们为他编印的他的选集，出版得太晚了，使他无法得知：我在爱荷华对他所许下的承诺，现在已经实现了。他的书，将要如他所嘱托的那样，被送到一些学校的图书馆去。我们做好这件事，也是对于这位爱祖国、爱人民的优秀作家的最好的纪念。
1985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