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民族和土地的深处探索——读长篇历史小说《莽秀才造反记》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向民族和土地的深处探索
——读长篇历史小说《莽秀才造反记》
吴秀明
这部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是已故老作家巴人（王任叔）发韧于二十年代、“三次起稿、三次失掉”，前后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呕心沥血之作。在新时期众多的历史小说中，它不失为一部独具丰采、工力甚深的著作。
十九世纪末叶，在北方农村义和拳运动兴起的同时，江南水乡人民也相继举起了“反教平洋”的革命义旗。巴人以自己少年时代浙东家乡人民讲述的“平洋党”斗争故事为基础，调动了长期的生活积累，完成了这部真实地再现当年浙东农村抗暴斗争过程的长篇巨著，艺术地概括了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中丰富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生活画面，为近代江南水乡人民的斗争抒写了一曲悲壮的颂歌。
《莽秀才造反记》的一个弥足珍贵的特点，就在于它把艺术笔触探向民族精神的深处，从我们民族固有的精神思想心理这个角度，联系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农民运动失败的悲剧，作出了别开生面的、颇有历史深度的描写和开掘。
小说开头，作者高屋建瓴，推出了一段“序曲”。他站在社会发展和时代的高度，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历史作了深刻的观照。作者热情地赞颂了中国民众在帝国主义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如疾风怒吼，如波涛澎湃的“伟大力量”，以及他们在广袤、黑色、蓊蕴郁勃的土地上培植出来的那种“狂放与勇猛”、“坚韧与挺拔”的性格；但同时也十分痛惜地指出他们安于过“一种两栖动物似的两栖生活，自然力量是他们唯一的主宰”，他们的愚昧、沉滞、古板、循矩的另一面。这段“序曲”，含义深邃，富有哲理，是作者把笔触伸向民族和土地深处的艺术构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莽秀才造反记》的主要人物、悲剧性的农民领袖王锡彤的形象具有独特的意义。王锡彤是一个身体瘦弱而又热心公益的秀才。他为人处世的哲学是，恪守正直的道德，同情人民的疾苦，主张和善待人。然而帝国主义洋教势力和封建官府却不容于他。从秀才到起义领袖，王锡彤的性格是在发展的。作者并没有拔高他，而是表现他身上沉重的历史负担。王锡彤作为农民领袖，尽管性格豪爽，有正义感，人品也不错，但由于出身、地位、教养等方面的原因所致，其身上“惰性力量”的负荷毕竟是极其沉重的。他一方面急公好义，慷慨乐施，另一方面又好酒爱骑，与人争胜；一方面忧国忧民，感时愤世，另一方面又得过且过；一方面宽宏大度，与人无猜，另一方面对有才能的人却又不免妒忌和警戒；一方面同情和支持人民反教抗暴，另一方面却又为那些受暴力惩罚的人感到可怜和不忍。此外，象“小康安命的思想，分散互轧的精神，疟疾似的痉挛的症状，时热时冷时辍时息的不能坚持到底的行动，爱小利忘远景的眼光”等等，在他身上也都表现得相当突出。而正是这种沉重得有点可怕的惰性，才使他在走向起义的过程中，行动踌躇不已，思想感情上反复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也才使他的起义计划、目的远不如太平天国、义和拳那样周全和远大，并且在起义几天以后就很快归于失败。王锡彤的失败，毫无疑问，跟他不知兵法、缺乏驾驭起义军的才能有很大关系，但他思想性格中惰性的东西太多，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吗？农民起义失败的悲剧，跟几千年来深烙在我们民族和土地上的惰性因袭思想的影响有关，这就是作者从王锡彤这个形象身上所发现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社会历史问题。应该说，作者这样的描写和透视，是新颖、深刻、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