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合”对抗日战争的重要贡献——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工合”对抗日战争的重要贡献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刘家泉
“工合”即“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今天，它对五十岁以下的人也许是陌生的，但在抗日烽火遍神州的年代，三角形的“工合”标帜曾经遍布于从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从西部边陲到东南沿海的广袤国土。中国“工合”还曾蜚声全球，它是国际友人、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纽带。
“工合”是时代的产物，是为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在那烟硝弥漫、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它为供应战时的军需民用，支持长期抗战，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此，“工合”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以及博古、彭德怀、贺龙、叶挺等同志的坚决支持和高度赞扬。1939年9月毛泽东曾致函“工合”国际委员会，对在抗日边区和游击区建立“工合”，表示坚决的支持，并充分肯定“工合”对抗战的巨大贡献（1）。他曾两次接见前往延安筹办“工合”的路易·艾黎，对其工作备加鼓励和支持。 1939年12月，宋庆龄在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英语广播中，指出：在当时的中国，“再没有别种运动能够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更为应时和重要的了”（2）。同年10月，叶挺给“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信中，对新四军所在地皖南游击区的“工合”，给皖南人民的重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3）。作为“工合”发起人，并对“工合”运动作过重要贡献的海伦·福斯特·斯诺曾称赞“工合”是“人民的生产运动”（4）。
今天，在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在“工合”已经国务院批准重新恢复活动的时候，总结既往，展望未来，回顾“工合”在抗战时期的巨大贡献和宝贵经验，继承它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依靠群众、民主管理、注重思想教育、加强国际交往等等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人民的生产运动”，对实现四化伟业，促进新时期“工合”对四化作出更大的贡献，是有重大意义的。
促进国共合作 争取海外援助
“工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是世界人民友谊的成果。它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七·七”事变标志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大片国土沦丧敌手，集中于沿海的很多工业毁于战火。当时，如何动员人力物力在后方重建工业，发展生产，供应战时的军需民用，是关系能否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问题；同时解决千百万流离失所濒于饥饿的难民、伤兵的劳动就业，安定后方秩序，也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1937年11月，在上海的国际友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及其丈夫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同我国爱国进步人士胡愈之、沙千里、章乃器、徐新六、卢广绵、萨空了、王芸生等发起组织中国“工合”设计委员会，艾黎为召集人，及时起草了中国“工合”发展计划，提出了建立三万个工业合作社，使千百万人得到新生活，并使工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的目标。计划由徐新六、艾黎送到当时抗战的中心汉口，立刻得到周恩来、博古的积极支持，并提出“工合”的主要任务，是促使蒋介石抗战，不要让他投降，尽可能多地争取美国及其它国家对“工合”的支持，从而为“工合”规定了要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服务的明确方针。经过一番周折，“工合”的计划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同意。1938年8月5日在汉口正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由艾黎出任技术顾问，负责协会的组织工作。接着成立了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和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杭立武、俞鸿钧以及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等在内的理事会，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任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这样，就象埃德加·斯诺所说，“工合”便在“最有独创性、最有希望的‘统一战线’阶段中产生了”（5）。从此，在国共两党合作和努力推动下，“工合”广泛网罗人才、艰苦创业，首先在西北接着在东南、西南等各区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为了争取海外的捐款和物质技术援助，筹集发展“工合”事业的基金，并使海外捐款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而不被侵吞和挪用，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陈翰笙任执行秘书，斯诺、艾黎、宋子文等为委员。
筹建和发展“工合”的计划，一开始就得到宋庆龄的“百分之百地支持”（6）。由于她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工合”所进行的有力的对外宣传，“工合”国际委员会一成立，就得到各国友好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支持。首先在菲律宾成立了包括各界人士一百人的“工合”促进委员会，由菲律宾总督夫人弗兰西斯·塞尔任名誉主席，福雷博士任主席。成立伊始，塞尔夫人即在马尼拉电台发表广播演说，详述中国“工合”的现状和意义，呼吁菲律宾及美国等各界人士对中国“工合”予以实际的援助。当地华侨立刻作出热烈的响应，菲律宾华侨妇女救济协会等团体立刻筹募了二十余万元捐款汇交宋庆龄收转中国“工合”（7）。并拟立刻筹募五十万元作为“工合”基金。菲律宾的妇女救济会还捐赠了卡车，以解决“工合”的运输困难。印尼爪哇一个华侨富商一次就向“工合”捐助了十万元的巨款。
接着在纽约成立了以罗斯福总统夫人任名誉主席，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颜录尔上将任主席、普律德女士、拉铁摩尔夫人任秘书，包括美国众参两院议员、教会领袖和各界知名人士百余人为委员的美国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由于罗斯福总统夫人和颜录尔将军在美国有着巨大的号召力，经过该会的努力，以及出版刊物广泛宣传援助中国“工合”，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意义，美国朝野认识到中国“工合”是支持抗日战争有力的经济武器，美国各界人士、广大群众以及美国援华会等社会团体均表同情和支持。他们筹募到大量的捐款，不断支援了中国“工合”特别是解放区“工合”事业的发展。在抗战时期，美国友人给中国“工合”的援助约五百万美元，占“工合”所获贷款、捐款总数的大部分。据陈翰笙博士统计：1938年到1945年底，“工合”总共获得贷款、捐款约为一亿八千万元（法币，下同），其中，由政府拨给的占四千五百多万元，国家银行贷款占一千二百多万元，美国捐款人通过美国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以及全美战争基金委员会和美国援华联合会捐助的占一亿二千多万元（8）。此外，在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也先后建立了援助中国“工合”的组织。英国成立了英中合作发展公司，由英国国会议员白恩司任主席。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大使馆秘书亚历山大，一开始就表现了对中国“工合”的巨大支持。
1939年5月，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保卫和平民主人道大会曾通过决议：以资金、原料及机器援助中国“工合”。指出，只有这种援助“才能使深受战争痛苦的中国人民恢复并改造其经济生活”（9）。英国合作联合会也曾致函中国“工合”，表示对中国“工合”和抗日战争的支持，并建议拥有七亿多会员的国际合作联盟对“中国工业合作事业给予切实的援助”（10）。为筹募“工合”基金，美国、英国还广泛开展“一碗饭运动”。1941年在宋庆龄的倡导下，还得到香港总督的支持，“一碗饭运动”在香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接着“工合”国际委员会和保卫中国同盟又共同举办“工合”展览会和义卖会，当时“成了香港最引人注目的中心，观众人数多达几十万人”（11）。
在国际友人、海外华侨中还涌现了许多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热心支持中国“工合”的动人事迹。斯诺、普律德曾慷慨地拿出他们的私人积蓄，作为筹建“工合”的经费。他们还风尘仆仆，远涉重洋，到许多国家去为“工合”作广泛的宣传。曾任“工合”技术总顾问的艾黎，更是呕心沥血，辛勤奔走，冒险犯难，足迹踏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曾被赞誉为“工合的导师”、“中国工合”的同义语。许多美国、英国、新西兰以及来自美、英、加、菲、泰等地的华侨青年工程技术人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中国员工一道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夜以继日地为发展“工合”事业辛勤劳动。在英国，成千上万收入菲薄、生活艰苦的消费和生产合作社社员，把他们节衣缩食省下来的几个便士汇集起来捐赠给中国“工合”。菲律宾华侨青年杜汉高（译音），由于为“工合”捐募有功，得到了一辆自行车的奖励，他把车子出租，把租费再捐给“工合”，后来日本侵略者以积极支持“工合”的罪名把他杀害。他为中国“工合”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虽曾拨给“工合”一定数量的经费和贷款，但为数很少，1942年后更完全停拨。所以，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捐款，成为“工合”特别是解放区“工合”经费的重要来源。负责筹募海外捐款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实际上“成了一切推进‘工合’运动努力的聚集点”（12）。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也不断地把募集到的海外捐款用来支持“工合”事业。斯诺及其夫人曾亲自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求美国给予中国“工合”五千万美元的贷款。信中不但列举事实说明中国“工合”的成就，还剖陈利害，指出给予这笔贷款对发展中国“工合”事业，加强中国抗战的工业基础；对保卫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的生存，维护远东的稳定、世界的和平以及美国的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颜录尔和卡尔逊将军、以及著名作家赛珍珠、著名哲学家杜威等美国各界知名人士二十多人（13）。由颜录尔上将亲自把信交给罗斯福总统。虽然由于当时中国和国际的复杂情况，美国没有给予这笔贷款，但罗斯福总统要其夫人参加美国援助中国“工合”顾问委员会，并表示把支持中国“工合”的信息转达给蒋介石。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还亲自参观了“工合”，并对中国“工合”表示支持和称赞。
支持长期抗战 巩固经济国防
“工合”没有辜负海内外人民的殷切希望，它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建立巩固的国防经济壁垒，支持长期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初期，集中于沿海特别是上海的中国工业，百分之七八十毁于战火或被敌侵占，我国海陆的国际通道，又陆续被日军封锁，而内地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当时，解决物资匮乏，供应军需民用，成为坚持抗战的紧迫问题。以手工业为主的“工合”，由于能在城乡原料产地广泛设立，就近取材，充分利用价格低廉的原料和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投资少，见效快，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对解决军需民用起了巨大作用。1938年8月，卢广绵到宝鸡建立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到1940年4月，仅一年多的时间，西北地区就建立了五百五十七个工业合作社，月产值达四百多万元（14）。全国各地的“工合”，1938年底仅有六十九个，1939年底即发展到一千二百八十四个，增长十余倍，1942年6月达一千五百九十个，月产值达二千四百多万元（15）。“工合”种类繁多，从棉毛纺织到服装、鞋帽，从日用杂货到食品加工，从文具、印刷到医药、化工，从五金、机器到采矿、交通，共有五十余种。“工合”以手工业为主，后来由于海外的援助和从敌占区转移运进一些机器，或土法上马自造机器，建立了不少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的工业合作社，如广东曲江、福建长汀、江西赣州、浙江淳安和陕西双石铺、宝鸡等地的机器合作社就能生产棉、毛纺织机、缝纫机、榨油机以及机床等等，从而又帮助了其他“工合”机械化生产的发展。
当时“工合”对军需的一个较大贡献是供应前方将士急需的军毯、棉衣。据1939年12月统计，仅宝鸡一地“工合”生产供应的军毯即达五万条，军大衣三万六千件，两项产值近百万元（16）。同年宋庆龄还委托西北“工合”承制棉衣十万件，送交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运前方。在抗战时期，以西北“工合”为主，各地“工合”总共供应军毯“不下五百多万条”（17）。前线、后方交口赞誉，“大大提高了工合运动的地位”。
“工合”的产品及时供应军需民用，不但成为“反封锁”的有效手段，还对堵截敌货的倾销，防止人力物力外流资敌，打击敌人“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工合”所以能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并有着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除上述“工合”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与特点外，首先，这和它实行的经济民主是分不开的。当时“工合”运动曾被称为“经济民主运动”。“工合”提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提倡平等、互助、团结。正象“工合”小丛书《‘工合’三字经》中所说：工合社“用群力，来生产，大家事，大家管，没老板，没小工，职社员，都相同；无压迫，无剥削，一条心，为合作；论组织，最平等，是社员，皆股东；开会时，能发言，表决时，均有权……”（18）。其次，由于“工合”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团体，加之它具有独特的背景，使它“不会受到传统的官僚政治、裙带关系和贪污舞弊的压力”（19）。尽管国民党官僚政治和特务力图控制“工合”，对“工合”的发展妄加阻挠，并使用种种手段肆意迫害“工合”人员，但在国际进步人士的援助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和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以及爱国进步力量的斗争，进步战胜倒退，正气压倒邪恶，使“工合”始终在艰难中奋进，保持旺盛的活力，成为民族解放、抵抗侵略的一支生产生力军。再者，这也和“工合”经常注意思想教育分不开。各地“工合”普遍设立“工合”夜校、小学、识字班、读报班、读书会以及各种训练班，在双石铺、兰州、山丹开办的培黎学校更驰誉中外。在这些班、校中，对社员不但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技术培训，培养了大批的技术骨干，更重要的是经常向社员进行“工合”教育、民主教育和抗战教育，向社员灌输爱国爱社、民主办社的思想，使社员树立为抗战胜利而生产的明确目标，使广大社员认识“工合”战士在后方多流汗、多生产，和前方将士多杀敌一样光荣，提高生产效率就是对抗战建国的最实际、最有效的贡献。“工合”战士曾提出“赶制万件棉衣，换取敌人万颗头颅”的口号；为了赶制前线急需的军毯，曾发起“织造百万军毯支援前方将士”的运动。
援助人民军队 发展边区经济
“工合”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解放区的有力援助。
解放区的“工合”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由于解放区的工业基础更为薄弱，交通不便，经费不足，给“工合”的创办带来种种困难。当时国民政府和国统区的银行虽拨给“工合”一定的经费和贷款，但几乎全部是给国统区“工合”的，解放区“工合”所得极少。据1940年初的调查，解放区的“工合”数量占全国“工合”的六分之一，所得贷款仅占四百分之一（20）。后来则完全停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又得到宋庆龄和“工合”国际委员会的重大支援，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捐款主要拨给了解放区的“工合”。由于“工合”国际委员会、保卫中国同盟以及斯诺、艾黎、爱泼斯坦等国际友人广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绩，不少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出于对人民军队的敬仰和支持，指定把捐款交给解放区、游击区的“工合”。解放区人民具有创办合作社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陕北等地苏区就创办了不少消费、生产合作社），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富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在困难中开拓前进，使解放区、游击区的“工合”在短时间内就得到巨大发展。1939年4月，成立了延安“工合”事务所，接着在陕甘宁、晋东南、晋西北、晋冀鲁豫、浙皖、粤赣等边区、游击区普遍设立了“工合”。
首先，“工合”在解放区建立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的工业，促进了解放区经济事业的发展。陕甘宁边区盛产羊毛、棉花，“工合”就在该区大量发展棉毛纺织业，不到一年便生产毛呢六千三百多匹，各种布约四千匹，还有大量的毛毯、毛巾、毛衣、袜子等产品。由于陕甘宁边区年产羊毛五百多万斤，羊毛的质地优良，大量发展毛织工业，不但能促进边区工业的发展，而且可以防止羊毛外流，对急于搜刮中国羊毛以代替进口澳毛，减少外汇支出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宋庆龄的关怀下，“工合”国际委员会曾一次把马尼拉的捐款十万元拨给陕甘宁边区发展毛纺织厂（21）。陕北“工合”还大力发展棉布纺织生产合作社，仅1942年3月至12月间就建起了九个纺织工业合作社，月产两千四百六十六匹棉布（不包括农村中用改进过的手摇织布机生产的棉布）（22）。“工合”还在陕北发展采煤、开矿等小型重工业。另据1945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在黄河以北的华北各解放区也建立了包括四十种以上不同类型的工业合作社二百三十多个（不包括非工业的合作社），为解放区发展工业基础、增强经济实力作出重要贡献！
其次，“工合”就地取材，在解放区生产急需的日用品，打破敌人的封锁，供应军需民用。当时，解放区、游击区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封锁下，日用生活品极为匮乏。“工合”急解放区军民之所急，主要利用本地原料大量开办化工、造纸、印刷、日用杂货、医药等各类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出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和文化等急需的农具、五金、瓷器、纸张、文具、肥皂、牙粉及多种食品等等。如1942年陕北边区的“工合”，每月可生产三十万条肥皂，一万六千包牙粉，五十五万张纸，五千多瓶墨水，两千六百多磅白酒、葡萄酒，六千磅植物油，近四千磅精盐以及其他大量的日用品（23）。陕北盛产各种药材，“工合”开办的新华医药工业合作社制造出八路行军散、红白痢疾丸、止咳丸、平胃散等大量中成药（24），对解决在敌人重重封锁下边区医药奇缺的问题作出了贡献，普遍受到军民欢迎。
再者，解放区、游击区的“工合”还开办了一些直接为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斗争服务的工业，对人民军队的抗日斗争作出了有力的支援。应贺龙将军的要求，适应斗争的需要，“工合”曾从晋东南搬迁一个小型炼铁厂到晋西北，以帮助八路军生产急需的手榴弹。东南区的“工合”还组织力量，克服重重困难，把机器物资从宁波等地疏散转运到靠近皖南新西军驻地的浙西地区，建立机器生产合作社，以帮助新四军制造手榴弹，修理卡车、机器等等。“工合”还在皖南建立小型兵工厂制造弹药枪械，支援新四军、游击队的抗日斗争，得到了叶挺将军的称赞。1940年“工合”主要使用马尼拉、爪哇捐助的基金，在晋冀边区的太行山区建立了几个织布工业合作社，生产大批军布、毛巾等供应当地抗日游击队（25）。为了适应战斗需要，一些“工合”还随游击队流动，为抗日将士生产军需和日用必需品。这些活跃在斗争最前线以及深入敌后的“工合”，能够在极短时间内把机器拆卸装箱跟随抗日部队转移，又能在极短时间内安装好机器进行生产，做到迅速转移，及时生产，灵活机动，被赞誉为“经济游击队”或“游击工业”。有些地区，如晋东南，还组织了“工合”游击队、“工合”自卫队，做到亦兵亦工，敌人来了，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敌人退了，恢复生产，支援抗战。不少“工合”战士在战斗中英勇献身，为人民立下战功。
此外，在抗日战争时期，“工合”在支援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中还起过一些独特的作用。由于“工合”是在国共合作基础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具有合法性，党可以派遣党员和干部到国统区“工合”中去工作，既支持、推动了“工合”的发展，又以“工合”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团结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党的力量和影响。在国统区的一些“工合”，实际上成为我党、我军的地下工作据点、联络点和物资供应站。宋庆龄主持下的保卫中国同盟还不断通过“工合”的合法渠道，把国外的捐款输送给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使它起到了别的组织所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
“工合”在民族危亡中崛起，在国步艰危中创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奋进，虽历经艰辛，却硕果累累。斯诺曾称赞中国“工合”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动的先驱”（26）。它为推动国共合作、争取海外援助、坚持抗战、促进人类和平进步建树的业绩，将永放光彩。
引文出处：
（1）毛泽东：《致工合国际委员会及该会主席何明华、秘书陈翰笙函》（英文版）1939年9月25日。
（2）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1日。
（3）叶挺：《致菲律宾抗敌协会和“工合”国际委员会函》（英文版）1939年10月10日。
（4）海伦·福斯特·斯诺：《我在中国的年代》（英文版）第304页。
（5）转引自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第198页，中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6）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的十三年》，第10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6月版。
（7）《工合之友》，第一卷第七期，第245页。
（8）陈翰笙：《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过去与将来》，第40页。太平洋学会美国分会出版。
（9）《工合之友》，第一卷第七期，第247页。
（10）《工合之友》，第一卷第七期第248页。
（11）路易·艾黎：《保卫中国同盟与“工合”》
（12）陈翰笙：《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过去与将来》，第32页。
（13）《埃德加·斯诺等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英文版）1940年7月22日。
（14）姜漱寰：《工合运动在西北》，第206页。西北印刷生产合作社1940年6月版。
（15）《一个重建的国家——中国“工合”的故事》（英文版）第27页。
（16）姜漱寰：《工合运动在西北》，第207页。
（17）陈翰笙：《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过去与将来》，第16页。
（18）吴锐锋：《工合三字经》，第17页。西北印刷合作社1941年5月版。
（19）（斯诺语）转引自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第202页。
（20）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2月24日。
（21）参见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2月24日。
（22）《保卫中国同盟的报告》（1943年）第49页，1944年纽约英文版。
（23）《同上》第49—50页。
（24）穆欣：《工合运动在陕甘高原》，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7月3日。
（25）陈翰笙：《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过去与将来》，第31页。
（26）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