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中的日本兵》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国际书窗

《八路军中的日本兵》
赵安博
在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一书即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这本书，是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以后，由延安回到日本去的友人香川孝志和前田光繁两先生合著的。这本书去年在东京发行后，广泛博得好评。许多人，尤其是从事日中友好的朋友竞相阅读，以先睹为快。看了这本书，不禁使我回想起四十多年前抗战期间的峥嵘岁月——在宝塔山下同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们朝夕相处的情景。
抗日战争中，我党对敌军工作的政策是正确的，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党在教育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方面，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日本工农学校”就是我党对敌军工作政策的具体产物。这所学校是以王稼祥同志为主任的总政治部主办的。当时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野坂参三为校长，我任副校长。本书作者香川和前田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来到八路军的。前田于1939年11月建立了最早的反战团体“日本士兵觉醒联盟”，香川后来担任工农学校的政治教员。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当时的有关情况了如指掌。
作者在书中首先谈到日本法西斯教育对日本士兵的欺骗作用。一般日本兵从小都受到“富国强兵，忠君爱国”的教育。他们认为“对于日本士兵说来，最大的耻辱是在交战中当俘虏”；“与其活着忍受俘虏的耻辱，不如死后成为护国之鬼”。对此，聂荣臻同志曾在《首战平型关》一文指出，日本兵“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满脑袋装的都是怎样占领中国，所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很顽强。”
由于这种原因，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虽多次打胜仗，但往往是杀伤多，俘虏少。被俘的日本兵也往往是千方百计逃跑或者自杀。
《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一书正是作者通过自身体验，从对我们党和军队有一定认识写起，逐步谈到他们受教育而起来反对侵略战争，为和平、民主以及中日友好而努力的过程。
香川先生在书中指出：“这一期间促使我们思想和感情发生变化的，是我们所接触到的八路军士兵们诚恳的态度。”从晋东南八路军野战司令部来到延安途中，他们看到了八路军指战员严明的群众纪律，以及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前田先生在书中还谈到他参加八路军的感受。他说：“八路军是无与伦比的奇特军队，它的作风有吸引力，一旦参加，就令人不愿离开。”
从《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一书中，可以了解到革命理论的学习对于放下武器的日本兵改造世界观有着何等巨大的作用。香川说，他读了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后，深感震惊：“想不到世界上有如此卓越的思想家。”前田也深为河上肇以及早川二郎阐述马列主义的著作所感动。香川曾在一年之内把何思敬教授的社会发展史以及王学文同志的政治经济学讲义全部二十万字记录下来，然后再誊清一遍。他一直十分珍惜这些教材。1980年5月，香川把这份讲义稿寄给王学文同志，王学文同志托人把它译成中文，并以《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为书名出版。在该书的序言中王学文同志特别指出：“这个记录稿……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
《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一书涉及面甚广，既谈到工农学校学员的学习以及课外生活，也讲到了对敌军工作的进展。特别提到了1942年8月在延安召开的两个大会，即“全华北反战团体大会”和“华北士兵代表大会”。当时在华北有八个日本人反战团体，经过大会讨论，合并成“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共有属日本十九个部队的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参加。正如书中所指出的，这两个大会的召开，“对华北反战运动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体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1940年7月对敌军工作“指示信”的精神，即应根据日本士兵的切身要求，提出他们所能接受、能够行动的口号。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提出的“士兵要求书”使我们对敌军的工作有了进一步开展。
从《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一书中，人们可以看到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貌，以及他们对日本学员成长的关怀；可以了解到这些日本人后来如何同中国青年学生结成朋友。
《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一书还联系当时的国际形势，例如斯大林格勒苏军的反攻；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惨败；意大利法西斯的投降等等，说明日本军队士气日益消沉，战斗力迅速低落的情况，这些，对读者说来也很有吸引力。
正如胡耀邦总书记前年访问日本时所说，中日两国对立、对抗的时代，已经由我们这一代人结束。中日之间已经建立起“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任，长期稳定”的新关系。但是历史不应忘记，不但日本的青年需要了解这段历史，中国的青年也需要知道它，以便满怀信心地把中日友好推进到二十一世纪。《八路军中的日本兵》一书，在这方面无疑是值得一读和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