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财神”的发迹和落网说明了什么？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杜财神”的发迹和落网说明了什么？
本报评论员
最近，各地报纸陆续报道了一些大诈骗案，诈骗金额从几万、几十万到几百万元，令人瞠目结舌。不过，同大诈骗犯杜国桢相比，那些诈骗犯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杜国桢曾喧赫一时，被某些人尊为“杜财神”。短短几个月，他诈骗一亿多元，走私两千多万元，投机倒把一亿二千万元。
人们可能以为，这个大诈骗犯，骗术一定特别高超。可是，读一读关于这位“财神”的报道，就会感到失望。一开始，杜国桢只不过胡吹自己在台湾、香港有什么“背景”。这种谎话，本不难戳穿。但是，一人轻信，百人随之，一台丑剧便开锣了。从一个“以工代干”的办事员到轰动一方的“财神爷”，不能不通过许多关口，任何一个关口亮起红灯，都可能挡住他的去路。然而杜国桢却以金钱开路，过五关，降六将，一路绿灯，畅通无阻。人们从这出丑剧中看到的，与其说是“杜财神”的高明，不如说是某些党政干部的愚蠢和贪财到了惊人的地步。
奇特的交易：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奇特的结合：革命几十年的干部与诈骗犯的结合。奇特的服务：我们某些党政机关与财经、交通、海关、政法等部门竟然为诈骗犯服务，有的甚至成为他的办事机构。多么触目惊心的一幕！耐人寻味的是，有些干部过去“左”得要命，对有港台关系或海外关系的人总是侧目而视；如今又贪得要死，对这类关系垂涎三尺，千方百计拉这种关系。难怪他们那么容易上钩。从“杜财神”全剧来说，这些上当、落水的干部是配角，不过，没有他们那叹为观止的配合，主角是不会有这么大神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配角的“戏”，作用在主角之上。
能不能把这些干部上当受骗或同流合污归因于“官僚主义”、“缺乏经验”呢？这里确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对犯罪分子缺乏警觉的问题，也有缺乏经验的问题，但这显然是不够的。“杜财神”送来大把钞票、高级消费品，有的干部欣然领受、纳入私囊，能说是“官僚主义”吗？说是“缺乏经验”，也不恰当，他们更缺乏的是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应有的纪律观念、法制观念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说他们“以权谋私”更恰当些。
社会主义的中国，毕竟不是冒险家的乐园。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岂容一小撮鬼蜮兴风作浪！“杜财神”之类的诈骗犯和其他经济犯罪分子原形毕露、落入法网是必然的。1982年，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他多次强调：“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这是一个经常的斗争，经常的工作。”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很好，但一些地方在打击经济犯罪分子方面不力，有些偏松。各级领导机关要继续提高对开展这一斗争的重要性的认识，决不能只搞一手而忘记另一手，决不能把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看作一时的事情，更不能讲关系不讲原则，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杜财神”从发迹到落网是一份有力的反面教材。一出骇人听闻的丑剧终结了，它留给人们的是长长的思考：
有没有类似的骗子还在行骗？
有没有类似的丑剧还在演出？
有没有人在其中扮演既被骗、又帮骗的不光采的角色？
有没有应该扎紧的篱笆没有扎紧，留下很多让宵小之徒可钻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