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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起来 同心同德 为两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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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6-04-01
第2版()
专栏:

团结起来 同心同德 为两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二)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计划
叶宝珊委员(全国工商联会务局副主任)说,赵总理关于“七五”计划的报告认真总结了“六五”期间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对“七五”期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各项改革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客观的分析,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措施有力,读来令人十分振奋。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展现出良性循环的前景,这个成果确是巨大的。我国正在从僵化的体制向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体制发展,由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向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主流是好的,问题仅是支流,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我感到信心增强,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七五”计划就一定能够胜利完成。
张明养委员(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说,对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去不很明确。经过“六五”期间的摸索,找到了正确的路子。赵总理的报告就是这个经验的总结和进一步发挥。他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怎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马列主义思想宝库的重要贡献。
潘澄濂委员(浙江中医药研究所顾问)说,“七五”计划表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认识更加深透,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方荣欣委员(农工党副主席)说,“七五”计划是一个宏伟的计划,是承前启后、高瞻远瞩的计划,它将为九十年代我国的经济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它的意义不只是限于“七五”期间,而是真正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张敬礼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说,我刚从香港回来,香港同胞由于对祖国情况了解不多,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经济上和思想上的波动。香港正处在过渡时期,大多数人是热爱祖国的,对“一国两制”是拥护的,只要更多的人认识到祖国欣欣向荣的新面貌,就会逐步增强信心。
陈一百委员(广州师范学院院长)说,赵总理报告是进行形势教育和社会主义理想教育的政治教材。进行四化建设一定要加深对形势的认识。报告对形势讲得十分透彻,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现在确确实实是“黄金时代”。“七五”计划提出的目标十分宏伟,但又实实在在,措施也切实可行。这样的报告不仅对青年学生也是对全国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极好教材。
胡子昂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说,听了赵总理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真是令人精神振奋,欢欣鼓舞。整个报告贯穿了两个核心内容:一是搞好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报告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政策原则进行了阐述,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同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六点认识问题,说理透彻精辟,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搞好经济建设。二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确保改革和建设的健康发展。为使“七五”计划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及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爱国者,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扬愚公精神,团结奋斗。
安子介委员(香港南联有限公司董事长)说,赵总理关于“七五”计划的报告可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实事求是,知己知彼,视野广阔,深入细致。报告提出了适应新形势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在方法上进行了反复的综合平衡,的确很好。
翟暖晖委员(香港广角镜月刊社社长)说,“七五”计划报告令人振奋,计划平实,不是片面追求发展的高速度,而是把“六五”期间10%的增长速度调为7.5%,这是切合实际的。这说明国家领导人头脑很清醒,吸取了以往的教训,而且掌握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可以肯定,以后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经济发展的后劲是科学技术
卢嘉锡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说,赵紫阳总理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对全体科技工作者是一大鼓舞。当前的科技体制改革,不仅是“七五”期间的事,还要看得更远。要考虑如何把我国从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变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去年我到意大利参加第三世界科学院会议后,产生一个想法,以前总以为亚洲的主要对手是日本,现在看来我国在亚洲第三世界中的竞争对手是印度。1983年成立第三世界科学院时,二十八名院士中有九名是印度的。我国台湾省的科学技术发展也很快。赵总理在报告中强调抓两头,这很重要。但千万不能一刀切,所有研究机构都去搞“短平快”。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是一面,科学上的突破是另一面。经济发展的后劲是科学技术,科技发展的后劲是基础理论研究。体育在不少国际比赛中升起了五星红旗,科技也应努力。美国有SDI计划,欧洲有“尤里卡计划”,其本质都是“威胁加带动”。我们不去竞争,但也要作点工作。当年搞“两弹一星”,虽然也不能去竞争,但我们也有了,才领到了入门证,才有发言权。我们不是“威胁加带动”,是“发言权加带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星火计划”,还有一些中间层次。科学技术上去了,才能在国际上平起平坐,拥有发言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才会事半功倍。
汪德昭委员(中国科学院声学所名誉所长)说,1984年全国进口科研仪器仪表花费三亿美元,相当于1958—1985年国家对仪器仪表业投资的总和。由于管理水平不高,零部件供应渠道不通,有一半以上的设备没能发挥作用。我国有一支制造精密仪器仪表的专业队伍,精密仪器仪表工业应以自力更生为主,进口为辅。
王良楣委员(机械工业部仪表局高级工程师)说,仪器仪表工业应走在工业和科研的前面,它是个综合性的横向联系很广的行业,它标志着我国工业发展水平。可是,我们对这方面的重视还是不够的。
卢庆骏委员(航天部总工程师)说,赵总理的报告谈到要周密规划,提高预见性。这确实很重要。在某些领域,我们曾经同国外的先进水平差不多,但现在我们落后了一大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家的学术规划搞得好。我国发展微电子技术和工业是有基础的。在引进、吸收、开发、创新的同时,不忘锲而不舍地跟踪世界先进水平。要利用两个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除了国内资源外,通过国际合作,利用国外的资源。国内市场潜力很大,在合资经营时,共同开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一步步将我们的电子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总之,要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建议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牵头,会同计委、经委、科委和国防科工委,在微电子技术和工业方面搞出一个好的“七五”发展计划来。
马湘平委员(浙江省石化厅技术顾问)说,现在提倡技术竞争和技术转让,开放技术市场,引进适用的国外先进技术,这一改革措施客观上又使技术转让受到阻碍。引进技术方面的互相保密,很不利于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推广应用。对此国家应有政策措施,既方便技术竞争,又能迅速推广应用。
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吴景敬委员(大连市农科所副所长)说,农业科研搞经费自给,从客观实际情况来看,有很大难度。首先,农业科研项目周期长、收效慢。其次,已经研究出的成果,在大面积推广时需要很多人力、物力,不是农业科研和推广部门本身所能解决的。但从长远来看,如果目前国家拿出一些资金解决农业科研和推广部门的经费问题,农民采用了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可以提高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国家可以增收农业税,就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邓先诚委员(黑龙江林业科学院高级工程师)说,试行农业科研经费逐步自给以后,各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一些科研单位不愿意接受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还有一些单位抽出很多人力去经营商业、服务业,到处搞钱,结果必然削弱科研力量,致使科研工作不能正常进行。
隋铭珊委员(吉林农科院副研究员)说,国家每年都增加农业科研经费,应当把增加的那部分集中起来,用于重点科研项目。但现在有些科研经费并没有合理使用,有的拿去修建行政设施。增加的那部分经费经过各级划拨后,到基层已经微乎其微了。
赵丛礼委员(云南林学院林学系副教授)说,科研、教育是国家四化的根本,而农业科研经费又是农业科研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按照科研工作集成性、开创性、探索性、引发性的特点,搞好农业科研离不开资金问题。也正是从这些特点出发,我们应当制定一些鼓励农业科研的政策,解决农业科研经费的来源问题。
孙仲逸委员(广西农学院院长)说,发展农业,一靠体制完善,二靠科学技术。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是好的。但是,目前农村不是以自己的生产去做工、经商,好多地方丢了农不务,专去经商,这不是农业的方向。有位管农业的干部讲话,题目就是“农村致富之道在于商”,这种说法值得讨论。发展土特产不能忽视质量。如广西的罗汉果,现在用人工种植,施化肥,结果不甜了,使销路受到影响。
汪菊渊委员(北京市园林局副局长)说,解放后到1982年,耕地面积减少了四点七亿亩,1984年达到五亿亩。根据城乡建设部的调查,城市、县城扩建占耕地减少总面积的3.3%,把城市扩建与公路、铁路占地算在一起,约占15%。其余大部分是农村本身占地,其中包括乡镇企业用地、农民盖房、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将来城市建设占地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尽量减少。解决耕地减少问题很大程度上要在农业内部进行。所以农业部门要管,不管不行。
马建猷委员(四川内江地区农科所所长)说,要充分利用平顶房的光热资源,搞好城市绿化,发展立体农业。屋顶不仅可以绿化,而且还可以经济绿化、立体绿化。例如:屋顶上可以种葡萄,葡萄下种蘑菇,蘑菇下种天麻。楼房阳台可以搞垂直绿化。搞好城市绿化要实行四改:1.改有土栽培为无土栽培;2.改有污染的有机肥为复合化肥;3.改笨重的瓦盆容器为轻而洁的塑料盆和塑料袋;4.改单纯美化为美化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重视“老、少、边”和贫困地区的建设
韩应选委员(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说,从全国来说,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很大,从我们青海看,有些地方的少数民族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脱贫问题主要是在民族地区,所以实际上也是一个民族问题。民族地区发展缓慢,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人才,知识分子少,好教师留不住,民族教育落后。此外,投资少也是一个原因。这种状况不改变,差距会更大。希望政协组织专家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搞清楚为什么建国这么长时间,民族地区还如此落后。
童小鹏委员(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副主任)说,去年11月至12月,我到了井冈山、于都、瑞金、长汀、龙岩等地,总的印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乡镇企业不发达,多种经营没发展,部分农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些地方还比较贫困。瑞金是苏区的首都,长汀人称“小上海”,这些老区的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解放后,党和国家给予了很大帮助,仍然没有摆脱贫困。他们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安排一些中小工业和放宽政策,使他们自己能“造血”。
邵良础委员(原广东省民委副主任)说,少数民族地区自从贯彻党的教育体制改革方针以来,中小学教育形势很好,但仍然存在教师数量不够、质量不高的问题。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教师,特别要注意培养当地的少数民族教师和汉族教师。对现有教师要进行培训。教学经费问题,可由国家支援一部分,另一部分可以靠勤工俭学。
赵丛礼委员(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副主委)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主要是文化比较落后。因此,仅仅对少数民族地区拨款救济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该根据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民族习惯,用本民族的语言,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然后才可能发展生产。
刘尔年委员(西藏农牧学院副院长)说,少数民族地区在政策上不能搞“一刀切”,应区别不同情况,不要内地干什么,民族地区也跟着干什么。
卢浩然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说,目前老、少、边地区还比较落后,要增加对这些地区的建设投资。主要是:一要发展教育,二要医卫支援,三要发展交通。
吴全衡委员(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说,科技的进步离不开对人的教育和培养,但目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在“老、少、边、山、穷”地区,还不能全面推行九年义务教育,青壮年文盲特别是妇女文盲还很多。因此,必须把扫盲工作作为成人教育工作内容的一部分来抓,特别要抓紧扫除妇女文盲的工作。扫盲工作不仅妇联、教育部门要抓,各行各业都要抓,这样才能够尽快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对于女孩子入学率低的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另方面应考虑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杜绝新的女文盲出现。
提高设备国产化水平
李德生委员(石油部勘探开发研究院总工程师)说,赵总理在报告中强调提高国产化水平,这很重要。石油部每年花很多外汇引进设备,如果努力搞石油设备的国产化,节约下的外汇可以用来培养人才。
黄鸿宁委员(化工部副总工程师)说,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一是资金,二是技术,三是时间。资金使用上要厉行节约。要依靠科技进步,要立足于国内,以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引进技术和设备要作好调查研究工作,考察团要由专家组成,不能去了哪个国家,就买那个国家的产品。引进技术要提高设备的国产化水平。
荣仁本委员(民建中委、上海光学仪器工业公司技术顾问)说,各方面的资料表明,我国的外汇收入较紧,有减少的可能。“七五”计划第一年就碰到这种情况,是很不利的。这就需要在政策上鼓励那些不用或少用外汇达到同样从外国引进先进设备的做法。上海一家无线电厂引进了一条生产立体声收录机的流水线,经研究、消化,造出了第二条生产线,正在谈判返销第三世界国家。对内搞活也应采取这种办法,如果能把沿海先进地区引进、消化了的技术推广到内地,就可以避免内地再用外汇去重复引进,可以节省很多外汇。
现在一些单位一提技术改造就伸手要钱,许多钱花在盖房子上、更新旧设备上,并没有用在提高技术水平上,其实有些技术改造项目,是不一定要花大钱的。我们一定要强调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观念,争取少花钱多办事。
周詠曾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说,许多地方浪费严重,有的科研单位花大量外汇进口的设备在睡大觉,有的工厂长流水、长明灯,浪费现象比比皆是。深圳罗湖宾馆提倡一厘钱精神,两个月就节约水电费二点四万元;天津引进的仪器实行租借,避免重复引进,发挥了设备效益。这些做法应大力提倡。
施复言委员(天津712厂高级工程师、技术顾问)说,赵总理在报告中提到改革的一些缺点和失误,从彩电的发展看就是这样,1986年计划生产彩电三百二十万台,比1985年的四百一十万台降低22%,这不是因为人民不需要,而是由于基础不稳固,国产化配套跟不上,只能安排生产这么多。我国现有一百一十二条生产流水线,年生产能力为一千六百八十万台,有80%的生产能力用不上,如果一条总装流水线以六百万元计算,一百一十二条就是六点七亿元,80%的生产能力浪费就是五点三亿元。这是盲目引进的结果,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提高民族素质
黄友寿委员(军队特邀代表)说,赵总理的报告又一次强调了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强调得对,强调得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十分重要,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十分重视,曾提出,“两个文明”要一起布置、一起检查,一起总结。现在的问题是具体措施还不够有力。我认为,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光搞物质刺激,如果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就会走上邪路;二是要加强宣传教育,形成一种讲理想、讲道德、讲为人民服务的社会风尚;三是各级领导要带头,做精神文明的表率。还要采取一些措施杜绝低级下流的报刊在社会上流传,这种报刊对青少年的毒害是潜移默化的,把不少青少年引上了犯罪的道路,不能等闲视之。
陈慧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民进中委)说,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密切相关的,要一起抓。经济基础非常重要,农村改革取得很大成就,使人振奋。没有精神文明打基础,要出岔子。党中央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要提高民族的素质。我们中华民族有高尚的品德,应该发扬;历史形成的糟粕,如封建主义,则应当抛弃。文艺界同志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适应经济改革的新形势。
在新时期,人们思想空前活跃,蕴藏着很强的想象力、进取心、创造性。这是我们时代的充满希望的根本特征,也是改革和开放带来的大好形势。目前关键要看领导,爱惜这局面,因势利导,将这强大的社会活力引向“四化”建设。如果看不清形势,反而加以束缚,则可能妨碍社会进步。要懂得社会心理、社会的精神因素,振兴民族的创造精神,爱护新的势头,提高领导干部队伍素质是至关紧要的。
金克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说,人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才叫精神文明。提高人们的文化、科技水平,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对于建设物质文明也起作用。通过文学艺术,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体育活动与对外交往可以培养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都是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深入的工作,形式也应当是多样的。政协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开拓社会风气的工作。
林默涵委员(文化部顾问)说,这几年经济建设有很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但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精神文明建设抓得不够。所以两个文明建设要一起抓。精神文明抓好了,可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否则就会破坏经济建设。《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要大力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这也正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任务。
叶文玲委员(河南省文联专业作者)说,教育、文艺、出版应是精神文明之树结出的果。我最近在河南巩县考察,巩县有七十万人,80%农民搞乡镇企业,去年全县工农业产值达五亿多元,乡镇企业迅速发展,高楼一幢接一幢,形势很鼓舞人心。但也有令人忧虑的一面,他们用“脏、乱、富”,概括了镇容、村容。有的山区中小学校依然破旧,许多学生不上学,觉得上大学没意思,不如早工作早挣钱。我们感到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一项长远的智力投资,不能用简单的经济效益来衡量。邓颖超主席说,全国政协要献大计。我认为物质文明建设向前跨出一大步,精神文明建设要以两倍的速度跟上。
黄永玉委员(中国美协副主席)说,最近北京盖了一座音乐厅,这很好,以后应多建一些美术馆、博物院、音乐厅,使青年人能丰富精神生活,提高文化素养,以促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王玉磬委员(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副院长)说,我认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多搞一些本民族的东西。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众多的剧种,文艺界要同心协力把工作搞好,只有不断地提高演出质量,才能抓住观众。现在许多知名艺术家已届暮年,应赶快把他们的绝技抢录下来以传后代,我认为这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苏延宾委员(上海纺织局顾问)说,愚公精神是党的七大提出来的。人要有点精神。精神面貌代表了人的思想、品德、心理,是行动中的力量源泉。具有愚公精神,指一个人要有坚强的毅力和旺盛的活力。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形势发展较快,建设蒸蒸日上,正处于国泰民安的时期。在这么好的形势下迎来了第七个五年计划,一定会出现一个精神振奋的时代。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没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政协要继续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使全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全面地文明起来。
梁彦德委员(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说,为顺利完成“七五”计划,工会要积极发挥作用,不断提高职工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素质,组织职工积极参加企业民主管理,广泛开展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活动,充分发挥工人阶级高度的主人翁作用,为改革和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刘德海委员(中国音乐学院教师)说,现在整个工农业形势很好,科学、教育都有很大发展,文艺如何搞应有具体规划。
舒强委员(中国实验话剧院总导演)说,国务院应有一位领导同志主管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就象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那样重视文艺工作。
生产精神食粮应以社会效益为重
叶至善委员(中国少儿出版社编辑)说,一本书预订一万册才能起印,发行三万册才能保本。中国少儿出版社编了一本介绍哈雷彗星的书,实际是有读者的。可新华书店只征订了几千本,结果无法开印。有书出不来,以致造成出版社不敢约稿,连选题都难定下来,作者不愿写稿。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就会从基础上使我国整个科学文化水平迅速下降,其损失将不可估量。
邵宇委员(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说,有的出版社亏损,原因也不尽就是读者群小,印册少。吃“大锅饭”的经营管理体制确有许多弊端有待改进。但它提醒我们:出版事业是生产精神食粮的,不能只顾眼前,只讲经济效益,还应从国家科学文化事业的长远建设着想,衡量的标准主要是社会效益。
陈伯吹委员(上海少儿出版社副社长)说,目前一些真正有价值的科技、文艺、理论书籍,售价高,买者少,新华书店征订数量少,迟迟不能出版问世。相反,一些消遣娱乐性的读物,迎合市民心理,大量充斥市场。在上海滩头,我常见孩子们放学后,围在书摊观看一些内容不堪入目的书,心里很不好受。金字塔要从基础垒起,对青少年的教育全社会都有责任。目前,社会上对少儿读物普遍重视不够,报刊很少宣传评介,我认识的几个上海优秀少儿作家都改行了。尽管新成立了不少少儿出版社,但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好,还亟待付出很大努力。
浦通修委员(全国职工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说,国家要立法,保护一些短线的或赔钱的精神食粮的出版,建议对好的出版物在政策上或立法上加以扶持和保护,以利于向人民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
王昆委员(东方歌舞团团长兼党委书记)说,文艺界思想混乱,有的乐团一场演出下来全是爱情节目,有些磁带都是爱情歌曲,而且有些都是不健康的。因此,要加强正面的思想教育,不要让那些低级的、不健康的东西沉渣泛起。另外,应该从财政和税收上对健康的、好的东西给予支持,对流行歌曲类的东西可以多收税。
姚雪垠委员(湖北省文联主席)说,出版工作不应只考虑盈利,因为书籍与一般商品不同,精神产品主要是用于思想教育的。现在国家在经济建设上有长远计划,文艺战线也应有一个战略计划。(附图片)
3月31日,出席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的科技界委员举行联组会,为实现“七五”计划的宏伟目标献计献策。这是新增补的政协委员、著名力学家钱学森(右一)在会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 刘建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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