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 圆满实现“七五”建设任务——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部分代表发言摘要（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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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 圆满实现“七五”建设任务
——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部分代表发言摘要（二）
改革、开放带来显著成果
福建代表洪永世说，福州市改革、开放带来八个方面的好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效益更好了；老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了，起点更高了；世界上更多的朋友了解了福州，福州也更了解了世界；增强了出口创汇能力；加强了横向经济联系，增强了经济实力；加强了马尾开发区的开发工作；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锻炼了一大批干部，积累了许多经验，逐步找到了一条切合实际的建设道路。
甘肃代表李登瀛说，“六五”期间取得的巨大成就，归根结底是因为成功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几十年一贯制和僵化的模式，给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省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历史上又有过沉痛的教训，所以年年担心吃饭问题。由于农村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83年以来，全省粮食总产连续三年超过五百万吨，是历史上少有的。甘肃中部是全国有名的困难地区，这几年面貌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地方不仅吃饱了，而且有了节余，有的有半年到一年的存粮。这都展示了改革政策的威力。改革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开始是没有经验的，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发生一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消化、补充和改善，不能因噎废食，走回头路。至于出现的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敲诈勒索等问题，不能归咎于改革。不搞改革这些问题也会存在。
广东代表梁湘说，创办经济特区，本身也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我国从闭关自守转变为对外开放，不可避免会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要办好经济特区，改革的任务特别艰巨。我们体会，一是要增强企业的活力，这是改革的中心；二是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商品市场；三是政企分开，政府对企业由直接控制改为间接控制。我们从单项改革开始，为基建搞设计评比，投标招标，企业内部搞层层包干负责，资金困难通过银行贷款解决。后来又进行人事、工资制度等一系列改革，逐步配套。现在看来这些改革是成功的。
黑龙江代表陈俊生说，改革不仅在经济上使人民得到了好处，在政治上也使人民民主权利不断扩大。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和经济上的民主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在城市改革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当分开，实际上是增加了企业经济上的民主权利。在企业内部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分层经营承包，推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使广大职工在民主管理上获得了实在的内容。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后，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利，改变了过去听命于少数干部指挥而没有多少经济民主权利的地位。目前，有的同志对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给人民政治上带来更大的民主权利这一重要成果及其深远意义估计不足。有些人常常把经济体制改革与不正之风连在一起，认为不正之风是改革带来的。实际上只有把改革搞好了，才能使人民有更多的经济上政治上的权利，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不正之风。
陕西代表陈元方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经济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有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改革是新事物，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就无法扫除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障碍，不改革就无法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道路。改革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我国经济要发展，只能走改革之路。
四川代表聂荣贵说，要注意改革政策的配套完善，不搞一刀切，不搞一阵风。对改革者要保护、支持，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要注意研究，认真分析利弊。对钻改革空子以权谋私的要坚决制止。
新疆代表吐尔逊·吾尔沙力（柯尔克孜族）说，近几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县的个体商业户发展很快，他们在促进商品流通，繁荣市场经济方面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个体户搞经营，市场信息传递快，商品流通迅速，国营商业调拨商品，一般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而个体户采购内地省市适销商品，只需一个多星期就可以送到阿图什，同消费者见面，而且花色品种多，深受群众欢迎。
坚持在不断改革中解决问题
广东代表任仲夷说，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新矛盾、新问题和新的困难，但这是暂时的，可以在不断前进中得到解决。当然，对于各种问题特别是重要的突出的问题，我们必须十分重视，采取措施，认真解决。解决新问题，要采取新办法，要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搞好经济立法，坚持在不断改革中解决问题，绝不能又搬出旧的一套办法来，从倒退中找出路。例如，解决奖金发得过多和分配过于悬殊的问题时，绝不能又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纠正不正之风，绝不能干预正常的经营活动，又把经济搞死；加强对社会文化活动的管理，不能再回到书少报少，文化活动场所少，群众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状态。因为那样做，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走回头路。
上海代表汪道涵说，有人讲现在改革要“收”了，如果讲“收”，那是指紧缩银根、是指克服通货失控的状况，是指纠正在发展中的那些不利于国家、社会利益的做法和清除那些违法乱纪的行为。这都是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我们仍然要强调企业的自主权和积极地组织市场。这几年货币发行过多，但是物资供应还不充分，以致物价上涨。去年生产发展速度较高，财政达到收支平衡，这和大量地投入、动用了一部分外汇是有联系的。我很赞成赵总理和王丙乾同志所讲的，积累比例要调整，基建投资要控制，消费基金和职工工资增长幅度不能高于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
福建代表项南说，现在大家对改革议论颇多，特别是当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时，不同的看法就更多了。议论多，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是好现象。改革好比打仗。既要打胜仗，又不许死人，这是谁也做不到的。改革总是有得有失的，但可以肯定一点，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得多。尽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过一些缺点和失误，尽管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根据这几年的实践，我们有足够的根据和信心说，改革和开放的决策是正确的、成功的、不可逆转的。今天的中国，不搞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当然，搞改革要谨慎、要有预见，尽量减少失误和损失。
湖南代表焦林义说，赵总理报告中提出了为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六个认识问题，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我认为有些问题要慎重考虑。如“皮包公司”，有的提供商品信息，为搞活流通起了作用，就应肯定。有的“皮包公司”钻国家空子，那就不行。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在新旧交替过程中，决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就要求走老路。从湖南看，支持和积极参加改革的人越来越多，还涌现了一些先进人物。还有一种人是抱观望态度，有盲目性，实际认识上还没有完全解决，一出问题，就责备改革，抓住改革中的问题不放。另外一种人钻改革的空子谋取私利。还有少数人因为改革损害一点个人的利益，就抓住改革中的问题进行攻击。因此，目前关键是要统一对改革的认识，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中央关于改革的决定和赵总理的报告。同时要坚决处理那些借改革之名谋私利的人，对违法乱纪行为一定要严肃查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深入进行。
青海代表吕义长（满族）说，如何对待改革，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每一步都需要在探索中前进。因为我们大的方针政策是对头的，所以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但由于改革工作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有时也难免会有失误。现在有的人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理解，有牢骚，对此应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其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一个足够的认识。对于那些不法分子利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某些空隙搞损公肥私、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要及时处理，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福建代表程序说，“六五”期间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坚决贯彻中央“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的结果。要圆满实现“七五”计划，也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改革深入进行下去。赵总理关于改革问题的阐述，极其精辟。新旧体制的转换，是极其复杂艰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些不法分子也会钻空子。对这些问题，既不可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也不能惊慌失措，对改革产生怀疑、动摇。我们既要谨慎从事，也要勇于改革。对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要积极做好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工作；对进一步搞活流通领域、开放生产资料市场、外汇留成的管理和调剂、行业经济管理、县级经济综合改革等问题要进行研究，组织试验，为今后改革迈出重要步子作好准备。
辽宁代表王丹波说，经过几年的实践，现在已有可能对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建议理论工作者解放思想，深入实际，大胆探索，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要尽快形成一支宏大的理论宣传队伍，解决目前对改革宣传不力和宣传中的两张皮问题。要加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宣传教育，更好地统一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干部的认识和行动，增强搞好改革的信心，使大家都拥护改革，支持改革，积极参加改革。
大力促进横向经济联合
辽宁代表李长春说，搞好经济体制改革，一定要紧紧抓住搞活企业特别是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搞活企业，从沈阳市的实践来看，一方面要从外部为企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搞好企业内部的改革，合理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分权管理，坚定不移地推行厂长负责制。同时要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现在沈阳市已经组成了三百八十多个各种形式的企业群体，跨二十三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泛的横向联合对整个经济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一是有利于克服大而全、小而全带来的弊端，打破封锁，实行专业化生产；二是有利于冲破条块分割的局面，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生产；三是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四是有利于变产品和企业优势为行业和集团优势，进入国际市场，增强产品竞争能力，提高创汇水平；五是有利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冲破条块束缚，促进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多方面改革。
河北代表秦志新说，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的出在上下不同步上。下边改了，上边没有改，造成上下不对口、不接头。唐山陶瓷公司（行政）解体后有三千万元出口骨灰瓷项目给削掉了。赵总理报告说，要从政策上扶持大中型企业，这很好。但是对唐陶今年没有立项，整个“七五”期间都没有立项，它怎么自我发展呢？几个为公司服务的小厂（贴花厂等）下放给区里后，企业之间的联系也就断线了。现在陶瓷行业上边对着中央六个部，各自为政，互不联系。大家都争着搞建筑陶瓷，日用陶瓷由于货源缺，国际市场开始走俏，国内市场供应也紧张了。建议尽快搞行业联合。
福建代表陈德润说，福建的花岗岩资源丰富，国际市场需求量大，但目前我们出口量仅占世界花岗岩石料市场的1％。关键是技术设备不过关，影响产品出口。引进的技术设备没有组织消化、吸收，资源、技术、资金扭不到一块。条块分割，形不成力量。现在迫切需要加强领导，促进横向联合。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多出口、多创汇。
要进一步完善工资和物价改革
广西代表雷爱祖说，过去我们一直说物价稳定，形势大好，没有认识到物价是一个杠杆，起调节市场的作用，而一味强调稳定。价格改革过程中，人们有议论，这是正常现象。从旧模式过渡到新模式的过程中，人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也在逐步地摸索。有时会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抓，一抓就死的问题。这当中，有些是工作上的失误，但有的也有客观原因。
解放军代表贺庆积说，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和对物价的监督。有的单位或个人借改革之机，随意抬高物价，扰乱市场，甚至投机倒把。价格的浮动应该规定必要的幅度。
天津代表赵钧说，去年企业工资改革，采取“套改”的办法，既体现不了按劳分配原则，又不能解决吃大锅饭、平均主义问题。政治思想工作要和物质鼓励相结合。一切向钱看是不对的，但轻视物质鼓励也是不对的。要认真总结试点的经验，认真研究企业工资、奖励政策，采取有力的措施，以调动职工积极性。因此，对工资、奖金问题，一定要采取审慎态度，密切注意职工的思想情绪。
吉林代表牛天举说，这次调整工资，不分职工的贡献大小，一律同样长工资，挫伤了部分贡献大的职工积极性，群众很有意见，应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重视搞活大中型骨干企业
福建代表江培萱说，要重视搞活大中型骨干企业。大中型企业对国家贡献大，但现在企业的活力小，困难大，既要上缴税利，又要还贷，生产发展基金很少，企业的自我改造和发展能力很小。如何正确地处理好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关系，增强企业的活力，“七五”期间要继续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索。
河北代表刘秉彦说，赵总理报告中强调企业要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确实是搞活大中型企业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前一段是喊得多，做得少，说是把自主权交给企业，有的地方就是把着不放。主要的问题是政企不分。企业没有自主权、经营权，就影响企业的积极性，影响企业的发展。企业没有自负盈亏，就没有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没有内在的动力。
浙江代表胡顺泉说，赵总理报告中强调要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非常重要，非常正确。我是一家中型工厂的厂长，在实际工作中感到企业改革中面临的困难很多，厂长越来越难当。一是企业“婆婆”太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二是企业负担过重，各行各业都伸手向企业要钱；三是大中型企业对工人缺乏吸引力，工人想到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去工作，有些工人生产积极性不高，有的人只想工厂亏本解散，好去摆地摊多赚钱。要改变这种状况，要靠政策，靠教育，更重要的是各级领导机关作风要正，要树立为企业服务的思想，为我们排难解忧，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北京代表周冠五说，“六五”期间取得的成就是突出的，要充分肯定。但有些问题要引以为训。速度问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它不是影响物价上涨的唯一因素。去年对生产速度刹车太快，刹企业的自主权，刹奖金，刹工资。群众说，“初一、十五不一样。”职工情绪产生了波动，影响了生产。国家钱没少花，落了个平均主义，落了个职工情绪下降，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天津代表郭锡禄说，现在许多企业仍然只有生产权，没有自主权，计划国家定，原材料国家拨，产品国家收；原材料普遍涨价，但产品价格不变，企业难以完全消化，真正增强活力，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仍然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河北代表郑彦苏说，中央制定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强调保护和扶植我们的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建议中有这个精神，但“七五”计划草案没有明确提出来。现在有些地方洋货充斥市场，这不但助长了一些人的崇洋媚外思想，降低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也严重地冲击了我们的民族工业。建议在“七五”计划报告中明确写上保护和扶植民族工业，加强爱国主义特别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教育的内容。进一步把注意力放到质量和效益上来
江苏代表汪冰石说，我们要进一步把注意力放到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上来。江苏省工农业总产值全国第一，但与上海相比，无论是利润、产品质量、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劳动生产率以及出口创汇都还有很大差距，“七五”期间要花大力气才能抓上去。江苏老企业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报告中提出要合理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更新、改造，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
甘肃代表吴远庆说，赵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七五”时期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建设方针，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我是搞电子工业的。电子工业今后的指导思想要实行两个转移：一是转移到为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一是转移到以微电子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战略思想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提出了“质量是生命”的口号，生产的产品让人民放心，让军队放心，让国家放心。
天津代表李东升说，经济的发展不能只讲数量指标，更应强调质量指标。赵总理报告指出，“七五”期间，要争取有40％左右的主要工业产品在性能和质量上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的水平，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现在很多东西是外国已经有了，我们还没有。引进来的，有些我们又不能很好利用。因此，我们的生产，决不能再走单纯追求量的扩张的老路，而应当注重从质量上提高。
新疆代表许秀华说，现在带普遍性的问题是一些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缺乏严格的监督、检验制度，造成不少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产品质量差、效益低。“七五”期间应在强化质量管理上下功夫。
及时研究农村改革的新课题
江苏代表孙颔说，必须及时研究和解决农村改革的新课题。实行粮食定购合同制度的方向是对的，目前处于转换时期，定购合同既是经济合同，又是国家任务，但长此以往也不行。应当尽快理顺价格关系，逐步使之成为真正的经济合同，并合理调整地区之间的粮食调拨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践证明是好的，但要研究如何解决耕地分得过散带来的诸多问题，从加强服务入手，发展和完善合作经济。在有条件的地方引导农民发展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的专业化、现代化和商品化。农村流通改革进展不大，“七五”期间应在发展多形式的直线流通上取得突破。乡、村、组基层组织体制也需要改进，否则机构不少，人员膨胀，徒增农民负担。
山西代表王增佑说，对老少边地区，应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那里地理条件差，国家应组织力量进行勘探，发现地下资源，帮助开发。应派一些专家“会诊”，发挥当地优势，做好发展规划。国家能在哪里建设的项目，应尽量放在那里。
山西代表陆文雄说，搞“星火计划”需要有一系列配套措施跟上去，尤其应该重视为农村培养科技人才，不然把科技项目转让给农村后，仍然不能发挥经济效益。国家应采取措施，帮助农民科学致富。
精简机构　改进作风
山东代表李振说，领导机关要适应改革的需要，切实树立为基层服务的思想。“七五”计划需要各级领导去组织实施。改革的深入，向领导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现在有些领导机关衙门作风严重，互相扯皮；有的业务部门不支持基层的改革，甚至硬逼着基层放弃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这类问题的存在，干扰、妨碍了改革的顺利进行。领导机关必须改进作风，向上攀登，向下深入。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面向基层，尽职尽责地为基层服务，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与群众一起，同心同德，推进改革。
上海代表钱信忠说，“文革”前，部委级机构只有四十多个，我当部长时，找总理拍板，问题很快就解决。现在的部、总局级机构恐怕有上百个，即使找总理，也不好办，这跟机构太多有关，要是能减到四五十个，工作也许会好办一点。
西藏代表措姆（门巴族）说，赵总理的报告把坚持经济体制改革放在首位，总结了几年来改革的经验，明确地提出今后改革的方向、措施和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七五”计划的实现就没有保证。当前，西藏正在进行机构改革。机构改革搞好了，才能顺利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西藏的机构改革涉及面广，阻力大。希望中央有关部委支持西藏的改革，不要过分强调机构上下对口。自治区、地（市）、县机关头重脚轻、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而基层工作却很薄弱，区、乡干部数量少，素质差，对工作影响很大。全区离、退休干部、职工越来越多，最近已有二千多名干部职工等待办理离、退休手续，但自治区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安置他们，影响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
河北代表刘秉彦说，赵总理报告对精简国家机构，特别是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强调不够。精简机构应有目标和时限要求，我认为国家行政机关的人员精简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可以的。行政机构庞大，官僚主义必然泛滥。
湖北代表梁淑芬说，赵总理报告中就完成改革任务讲了六个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认识问题，其中特别是关于政府机构转变管理职能和改进工作作风问题，讲得很深刻、很中肯。现在有的政府机构职责不清，互相扯皮，有的办一件事盖几十个章子，这种状况不改变，改革任务就完不成。
广西代表黄江山（壮族）说，现在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县一级机关干部过去一百多人，现在六百多人。
陕西代表潘松辰说，这几年在机构调整中，有的领导班子变动频繁，象“走马灯”似的，不利于改革；有的单纯讲文凭，不注意德才兼备；有的干部选得不准，造成了损失；有的年龄卡得过死，使一些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机构越改越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问题不认真解决就会影响改革大局。
对“七五”计划的具体建议
福建代表王世锐说，“七五”计划对公路交通重视不够。公路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其他交通工具所不能代替的。目前不少地方超负荷运行的情况十分严重。解决超负荷问题，一是要分流，要把快车道和慢车道分开，解决目前汽车、拖拉机、自行车混合运行的混乱局面；二是要立法，要制订公路管理法规，加强统一管理，协调好交通、公安、农机等部门的关系。还要大力帮助老、少、边地区的公路交通建设。老、少、边地区大多是老革命根据地，为新中国的成立作过巨大贡献。而今交通不便成了它们贫困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增加对老、少、边地区交通建设的投资，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贵州代表潘治富说，回顾“六五”，还应该把保持生态平衡、人口增长过快问题总结进去。“七五”人口增长率为千分之十二点五，这个速度过快，应严格加以控制。
山西代表刘纪元说，在“七五”计划草案中，对加速发展航天技术、核能技术等新的技术讲得不够，没有体现赵总理报告的精神。建议把军工部门的生产纳入国家统一计划的轨道。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给国防工业投入了许多资金，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如果不由国家有计划地统一安排，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就会对人力、物力、技术造成很大的浪费。
四川代表古耕虞说，四川发展生猪有优势，但主要用于肉食，经济效益不高。希望中央支持发展制革、制药等综合利用，实行以工业用为主，食用为辅。
解放军代表杨果凡说，“七五”期间要加强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增加投资。这几年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速度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山区和边远农村，还没有改变缺医少药的局面。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对实现“七五”计划关系密切，报告中应有所体现。
天津代表戴念慈说，我多次提过，应把住宅建设列入年度计划。今年计划仍然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为什么合成洗涤剂这样的小东西年年列入计划，而住宅建设这样的大项目却不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