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宝库——祝《陶行知全集》出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宝库
——祝《陶行知全集》出版
张劲夫
去年9月初，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我说过：“我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在我过去和陶行知先生接触的四年中，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是我在旧中国遇到的一位最好的老师。”以后不久，我读到了华中师大教科所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编辑，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全集》，重温先生的遗著，一个勇于革新、勇于创造、损己利人、乐育青年……立志要“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的一代巨人的高大形象又矗立在我的面前。我认为，这部《全集》的出版是我国近年出版界中的一件大事，值得祝贺。
人所共知，陶行知先生是一位“行以求知知更行”的实干家，又是一位“遍览已知求未知”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开创时代的哲人”（郭沫若语）。他创办过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实验他所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主张。他是我国最早力倡普及教育的先驱者之一。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人民教育和民族解放、民主斗争的事业，给我们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诗文，记录了他一生的战斗历程。由于工作忙而且杂，这部六大厚册的巨著，初步浏览了一遍（有的过去读过），觉得有下列几个特点：
第一、具有丰富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与教育方法。他是一位美国留学生，但是他并不生搬硬套地把美国的一套搬到中国来。从二十年代起，他既反对老八股，也反对洋八股。他在自编的《中国教育改造》自序里说：“当选择旧稿时，我曾下了一个决心，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所以我所写的便是我所信的，也就是我所行的。”从他的若干论著里，都可看到这个特点。从他一生的实践，更可以找到许多实际例证。
第二、闪耀着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光辉。陶行知先生是一位反帝、反封建的勇士，在民族解放、民主斗争中他老是站在最前列。他早年创办晓庄，他说“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最不幸之农人。二十年代即开始重视并从事农民问题的具体活动，曾得到我党恽代英同志的注意，并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建议我们也要注意从农村来考虑问题。二十年代，陶先生的目光注意到工人，后来他在他所撰的《锄头舞歌》中增加了一段：“光棍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九一八”事变以后，还在蒋介石未取消对他的通缉令的情况下，他秘密从日本回到上海，担任上海《申报》总管理处的顾问，与史量才先生共商《申报》改革大计，对推动以后的抗日救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一二八”以后，他在《申报·自由说》上连连发表了许多短文，直指蒋介石卖国政府，例如他在《军阀的镜子》一文中指出：“压倒主人自作主，挥霍兵饷如粪土，强盗进门不抵抗，主人赶贼他不许。”这是投枪、这是匕手，直刺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心窝。以后，陶又在党的领导下，在国统区成为反内战、要民主运动的旗手。国民党反动派怎么能容陶行知呢？所以，在李公朴、闻一多被蒋介石特务暗杀以后，陶行知先生即是黑名单的第三名。可是，陶行知先生却处之泰然，视死如归。他在1946年7月16日给育才师生《最后的一封信》里说：“公朴去了，昨今两天有两方面的朋友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死了一百个就是一百万人，死了一千个就是一千万人。”写出这封信的第十二天——即1946年7月25日，陶先生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周恩来同志给中共中央电报语）在上海患脑溢血逝世。即此简单的回顾，就可看出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崇高形象。《全集》的大量诗文，反映和记录了他在这方面的言行。
第三、为新中国的新教育探寻了一线新的曙光。1935年，他提出中国普及教育之要义是使“整个民族现代化，整个生活现代化，整个寿命现代化”。还比这早四年，他在给问真、探真两个孩子的信中指出：“你们知道现在是一个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里应该有一个科学的中国。科学的中国要谁去创造呢？要小孩子去创造！”在他逝世前在沪江大学最后一次的讲演《新中国之新教育》中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还在晓庄时代，他就鼓励晓庄学生要“亲民亲物亲赤子，问古问今问未来”。他主张“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我们试翻阅一下中国近代教育史，能为新中国的新教育作出了这样大胆试探的，陶行知先生要算第一人。我们应该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同志语）而感到自豪。
过去，在一个时期内，由于“左”的影响，曾有一些人对陶行知先生有误解，给他扣上了什么“改良主义”、“教育救国”、“实用主义”什么“世界观的改造没有完成”等帽子。今天，这部《全集》呈现在读者面前了，见仁见智，自难强求。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列宁全集》14卷第142页）这正是为我们对“陶行知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总说一句，《陶行知全集》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重要文献，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宝库，是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之一。正值我们大力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今天，为了达到“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目的，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陶行知全集》的出版，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热烈祝贺《陶行知全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