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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生活 切磋共进——湖南创作繁荣原因初探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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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6-08-31
第7版()
专栏:

直面生活 切磋共进
——湖南创作繁荣原因初探
赵晓东 袁晞
近年来湖南省小说创作的繁荣和青年作家一批批崛起,已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
为什么湖南今天的文学创作能出现这样令人欣喜的好势头?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做出全面的回答。文学创作主要是作家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取决于作家独自的心理体验和艺术感受,任何作家、作品的出现都有其内在的、特殊的因素起作用。然而,任何文学现象又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受着时代、环境、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最近我们到湖南采访,接触了一些湖南作家和文艺界有关同志,对促成湖南作家新人辈出的一些带有共性的因素做了初步探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造就了全国政治安定,经济振兴,文艺繁荣的大好局面,极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应该说,湖南创作繁荣,前提条件正是时代的这一伟大转折和变革。
我们所接触到的湖南老、中、青年作家,在这一点上感受是一致的: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认真贯彻“双百”方针、保障创作自由的宽松、和谐的环境与气氛,使作家们能够挣脱“左”的束缚,突破各种禁区,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湖南文学的振兴和繁荣是不可能的。湖南近年来在全国获奖的一批力作,无论是回首往昔,深刻揭示“文革”悲剧的《芙蓉镇》、《将军吟》、《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还是直面现实,描写改革中尖锐矛盾和冲突的《祸起萧墙》、《醉乡》、《蒲叶溪磨房》,抑或是充满浓烈诗情画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体察人生的《那山那人那狗》、《远处的伐木声》、《船过青浪滩》、《白色鸟》等,都是作家们解放思想,对社会生活进行大胆思考、剖析和探索的结晶。
湖南省各有关部门都十分珍惜和爱护湖南文学界出现的好形势。对创作横加干涉的事在湖南很少发生,即使一些作品在省内外引起异议,领导上也大都能从关心爱护作家出发,加以疏导和引导,妥善处理矛盾,防止棍子、帽子的出现。为鼓励和促进湖南文学事业的发展,省里去年给历年在全国获奖的优秀作家颁发奖金,并拨款五十万元设立创作基金,给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证。省作协分会还专门设立了“青年文学奖”,鼓励和扶植文学新人。

如果说变革的时代为湖南作家提供了机遇,丰厚的生活积累,则是湖南作家创作丰收的源泉和基础。
浓郁的生活色彩和乡土气息,是湖南文学的特色。有人认为,正是这种乡土特色,使湖南作家的作品在全国文苑独秀一枝,形成了一个未必统一,却较为接近的风格流派,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和优势。这与湖南作家来自乡土环境,又自觉深入生活的创作实践是分不开的。
湖南作家中有不少是从村寨、山林、矿井、车间直接步入文坛的,他们的创作同受三湘乡土特有的秀丽清澈之气和古朴醇厚的民风习俗的熏染和陶冶,充溢和弥漫着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更重要的是,他们中间有成就的作家,不仅从这块乡土的山水之间吸吮着灵气,更从生息在这里的人民中间汲取着智慧,在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实践中积累着创作的素材,并随着社会生活的演进不断深化作品的内容。“文革”期间许多作家被打入生活的最底层,与人民共同经历的种种磨难坎坷,促使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作深入的体察和思考。因此他们的作品不是远离人世的田园牧歌,而是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与反响。
近年来随着生活的前进,许多作家又自觉地步入新时期的新生活,去了解和熟悉变革中的新人新事。他们提出要做生活的长期的实践者,而不是短时的旁观者。不少中、老年作家除了保持自己过去的生活基地,近几年又都带职参加了基层工作。许多作家还要求长期深入生活,在他们的倡议下,经有关部门支持和批准,湖南去年继承了过去曾出现过的专业作家下基层挂职工作的好形式。省里的十位专业作家中,有八位被安排到基层任职。

若论及湖南的某一位作家,即便是成绩特出者,似乎也难推之为“大家”;但是如果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其文学实力之厚和创作势头之猛,在全国当属前茅。这得益于作家间建立的良好的群体风尚。他们既能在一种和谐、宽舒、友好的气氛中取长补短,又能在互相竞争中不断创新与突破,发展各自的艺术个性。
文学创作虽然主要是一种个体性的劳动,但灵感的触发,视野的拓展,技巧的提高,往往离不开文学环境的熏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活动也是一种群体的建树。先后在全国和省一级获得多项文学奖的土家族青年作家蔡测海谈起这一点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我得益于朋友们的智慧和灵气,才能把小说稍稍写得象个样子。有时候,朋友的一句话,往往能点燃你的才华。”
湖南作家经常通过多种方式互相切磋,交流生活体验与创作构思,坦诚分析各自的所长、所短和所有、所无,对成就充分肯定,对缺点也毫不留情。一位中年作家有个时期感到在艺术突破上遇到了难关,十多位同行为他开“创作会诊会”,热情伸出援助之手。而当他有了一些名气,创作有所倦怠时,朋友们又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帮助他,及时地给他敲了警钟。这种一反“文人相轻”而成“文人相亲”之风,使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作家都切实感受到自我发展的动力。
良好的群体风尚并没有把所有的作家限制到一个模式里去,而是促使他们在创作题材、主题、手法乃至风格等方面做着多样化的追求。同是写农村生活,孙健忠的作品多湘西的民族风情,谢璞重湘中农家田园的秀美景色,古华则善熔景物与风情于一炉。作家谢璞说过:“我们好比一个交响乐队,无论钢琴、小提琴,还是长笛、黑管,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特色。同时又服从于一个指挥,就是时代的召唤,从而奏出和谐的乐曲。”这道出了湖南作家群体风尚的神韵。

湖南创作丰收同出版部门培养和扶植作家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分不开。许多作家的处女作或成名作都是经出版社编辑之手而问世,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谭谈的《山道弯弯》等三部在全国获奖的中篇,最初都是在出版社的文学刊物《芙蓉》上发表的。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一套《芙蓉丛书》,为湖南的中青年作家发表作品提供园地。
除了为作家编辑出版作品倾注大量心血,出版部门还为推进作家的创作做了许多工作。如请名家讲学,组织作家读书,组织作品的评论,给作家提供必要的创作经费等等。他们还尽其所能地帮助作家解决各种实际困难。《戊戌喋血记》的作者任光椿在准备写第二部历史小说《辛亥风云录》时,出版局两位负责人亲自到他所在单位,为他请出创作假,使这部优秀历史小说顺利写成。《芙蓉》杂志社为作者免费开办创作学习班,一位苗族作者因身边有孩子来不了,杂志社就破例让他带着孩子来参加。
湖南的文学创作即使在兴盛的好形势下,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都认为,湖南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是方兴未艾,湖南作家仍大有潜力。可以相信,只要作家们勤于探索,专心于创作,各个方面的同志们都和作家一起维护和发展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各种条件,湖南的文学事业必定会有更加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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