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谢晋电影艺术的讨论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争鸣录

关于谢晋电影艺术的讨论
谢晋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他拍摄的影片在国内多次获奖，在观众中有很大的影响。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评论界和观众对谢晋电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反映了在电影艺术创新发展的进程中，认识上存在的分歧。《文汇报》等报刊于近期连续发表文章，对谢晋电影进行了探讨。
朱大可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1986年7月18日《文汇报》）一文中认为，谢晋电影具有既定的“模式”，恪守从“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到“善必胜恶”的结构。无论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高山下的花环》，总有一些好人不幸蒙受冤屈，接着便有天使般温存善良的女子翩然降临，感化了自私自利者、意志软弱者和出卖朋友者。谢晋向观众提供的这种“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的道德神话”烙着“俗电影的印记”，体现了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他还认为“谢晋电影宣扬陈旧的道德观，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一个严重的不协和音”。李劼认为，“谢晋模式是一个封闭的稳态模式”，在当前民族传统面临挑战和更新的时代里，这种模式，必将受到“击破和超越”。
江俊绪、纪人、徐德仁、黄式宪、何平等分别发表文章，不同意以上看法。他们的主要观点：认为评论不能割裂历史的过程，不能脱离作品的实际。谢晋电影不回避重大社会矛盾，“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深入剖析极左路线下不同人的心态和命运变化”，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不可贬斥为迎合观众趣味的俗电影。谢晋电影的重要成就在于对人的性格的发现和创造。这些作品所赞美的道德情操都含有鲜明的时代内容，不能与旧的道德观混为一谈。要尊重审美主体——观众和读者的独立意识，但这与文艺作品要有激动、震撼观众的感情力量并不矛盾。谢晋电影的长处恰恰在于能“以自己的心灵努力靠拢时代、贴近群众，把自己真实的、炽烈的生活感受诉诸艺术形象，感染广大观众”。至于把所谓“好人蒙冤”、“善必胜恶”等指责为谢晋电影模式，那么古今中外不少现实主义杰作亦可纳入到此类模式中去。模式并不一定是坏东西。谢晋的艺术才华不在于拒绝一切模式，而在于善于以观众的审美心理为依据，稳步地在电影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寻找一个富于弹性的衔接点，从而渐变式地发展与创造新的模式。只是，谢晋常常更多地偏于传统性罢了。也有人认为，电影艺术就实质而言，本来就是一种大众文化，对谢晋电影俗文化性质的“发现”，正好证明它具备了充当中国当代电影文化中坚的资格。谢晋电影模式作为一种有广泛影响的文化现象，有着深厚充分的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它的积极因素和某些不足，无不和当代中国的整个社会文化状况密切相关。持肯定意见的人也指出，谢晋在继承和发展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时，还要不断实现对自我的超越，克服过于写实、过于拘谨、过于讲究戏剧效果的局限。希望谢晋在传统的电影叙事形式中，能够更充实以严峻的历史反思。
秋漪认为，艺术创作要有巨大的宽容性。电影界新人的探索和实验值得肯定，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传统电影。我们既需要“谢晋式的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感，能够给人以巨大的激动和震撼的作品”，也需要有“新颖独特结构和审美特点的醒世之作”。他们都应让时代、让观众来检验。黄式宪认为，探讨谢晋电影的目的，不仅是在于促进谢晋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更要紧的是为了将我们的电影在新时期十年复兴的基础上再推进一步。
《文艺报》于8月9日发表了邵牧君的文章《为谢晋电影一辩》，他认为戏剧化电影仍具有生命力，谢晋电影能做到雅俗共赏，决非坏事。
《解放日报》于8月15日发表了谢晋本人对这场讨论的看法。他否认有什么“谢晋电影模式”。他说：“‘模式’意味着凝固，停止不前，而我还是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他认为不同流派、风格、样式的作品反映了艺术家不同的性格及审美趣味，应允许共存，艺术才能有繁荣发展。他表示今后仍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要接近群众，贴近时代，努力超越自我。”　（宁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