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百年 鉴往知今——访全国政协主办的《纵横》杂志编辑部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纵横百年 鉴往知今
——访全国政协主办的《纵横》杂志编辑部
本报记者　傅旭
1985年5月18日香港《民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北京全国政协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期刊《纵横》，拥有一百万男女青年读者。当时在港访问的原全国政协中国文史出版社社长黄森看到后认为有误，立即去找该文作者鲁金要求更正。不想这位专栏作家却振振有辞地回答说，《纵横》虽然发行三十万份，可是“《纵横》三家看”，我自己家看，老岳父家看，我自己家的亲戚也要看，你算算有多少？许多读者在给《纵横》编辑部的信中也说，他们订的《纵横》是四邻传阅。这样看来，“百万读者”并非言过其实了。
在当今林林总总的报刊世界里，一份登载中国近、现代历史知识的文史读物，竟能受到这么多青年人、乃至老年人的青睐，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当记者访问了该杂志负责人侯玉珍，又看到那一份份热情的读者来信后，感到青年们对《纵横》并非偏爱，而是《纵横》以其生动翔实的史料、轻松活泼的风格、浅白的文体赢得了他们的欢心。
侯玉珍今年四十八岁。她是从1984年秋开始负责编辑《纵横》的。她说：“当代青年善于思考、探索，不满足于简单的结论，愿在思索中去理解。但是，由于十年动乱，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祖国的历史和党史知之甚少，有的还是被歪曲了的历史。而我们的一些历史书籍和历史教课书缺乏生动具体的内容，容易让人感到枯燥，引不起青年人的兴趣。不知我中华，怎能爱我中华？又怎能去为振兴中华而奋力拚搏？1983年6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创办了《纵横》。几年来，我们始终坚持通过当事人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从敌我友三方面向青年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知识，引导青年从复杂的历史比较中，从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去理解生活的真谛，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文史读物贵在真实，只有真实的东西才令人信服。《纵横》自创办之日起就坚持周总理提出的编撰文史资料的准则——“存真”、“求实”。不论敌我友，都客观地予以反映，只要发现史实有误，即力求还其本来面目。革命烈士陈然的诗《我的“自白”书》，从1959年首次出现于《在烈火中永生》一书后，随之被收录于《革命烈士诗抄》，三十年来广为流传，还被编入历年小学语文课本。但实际上这首诗并非陈然烈士所作，而是《红岩》的作者以陈然烈士为原型，在小说中塑造成岗的形象时，由他们几个人共同创作的，一直被误传下来。《纵横》刊登了“《我的‘自白’书》的作者是谁”一文，更正了这一史实。即使对于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军阀韩复榘这样的人，《纵横》也登载了“一个多种色彩的军阀”，客观地加以介绍，既写了他对日妥协、欺压百姓等反动的一面，又写了他制裁贪官，在西安事变中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八大主张，培训抗日骨干，重教育等积极的一面。连相声《关公战秦琼》中讽刺他为父祝寿出尽洋相这段公案，也发表文章实事求是地给予了澄清。
正是在“存真”、“求实”原则的指导下，他们编辑了聂荣臻的《南昌起义》、沈醉的《暗杀杨杏佛》、李志正的《“徐鹏飞”、“沈养斋”落网记》、达杰的《爱国阿訇达浦生》等文章。文章以真实可信的历史事实，从不同侧面将读者带进活生生的、立体的历史世界中去认识，去思索。一位青年读者在来信中写道，原来我也曾看过赵一曼烈士的事迹。但我认为那也许是经过夸张、拔高后的烈士形象，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大。当我读了《纵横》登载的当时曾亲自刑讯过赵一曼的日本军官大野泰治写的《赵一曼被杀害经过》之后，证实了我原来所读赵一曼烈士的事迹是真实的。我被赵一曼烈士英勇不屈的精神感动了，决心向革命烈士学习。许多读者也来信说，《纵横》“在教育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鼓励青年奋发向上，帮助青年了解历史、增长知识，使青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的新一代做出了贡献”。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给《纵横》的题辞中也写道：《纵横》做的是“很重要和急须的工作，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她是经常翻阅的。
编辑这样一本富有自己特色的期刊，只有五位年富力强、充满活力和富有时代责任感的编辑。侯玉珍对记者说，广大读者对《纵横》如此欢迎，这就是对全体编采人员的最高褒奖。我们期待他们把杂志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