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卫士——访长春市双德乡乡长李玉堂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土地卫士
——访长春市双德乡乡长李玉堂
本报记者　龚达发
这是一位普通的东北汉子，黑里透红的脸膛就象他家乡原野上的红高粱。不久前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非农业用地清理经验交流会上，人们称他是“土地卫士”。
我叫李玉堂，是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双德乡乡长。我家祖祖辈辈与土地打交道，祖先们对土地的感情也“遗传”给了我。1985年3月，我从区委组织部调到双德乡任乡长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抓土地管理。
管理土地可是一件棘手的事。双德乡在长春市近郊，与城市交织在一起，这可是标准的“寸金之地”。三间破砖房，要卖一万六七千块钱哩！国家正常征地不算，这几年仅城市居民和外地人到这里建房的就有六百多户，加上本乡群众违章占地，建房卖房，全乡先后有五个生产联合体解体，七个联合体半解体。眼看大片耕地被蚕食、侵占，老百姓气愤地说：“双德乡是管地的婆婆多，私批滥建住房多，以地谋私多，子孙后患多。”
面对眼前的情况，我感到一种潜在危机。我和乡党委书记商量，主动担起了土地管理的担子。从此，我与土地管理结下了缘，也尝够了酸甜苦辣。没想到上台第一件事就捅了个马蜂窝。我根据当时土地多头管理的混乱状况，搞了个加强土地管理的乡规民约，明确地把占用土地的审批手续和批准权限，以及滥占土地的处理办法等告诉群众。这一下可捅到了一些部门的痛处，他们再也不能随便批准占地建房了。一些人火冒三丈，说我芝麻粒大的官，高粱壳大的乌纱帽，竟敢与上级部门作对，早晚要撤我的职。就在我们乡规民约下发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一位市领导就在大会上点了我的名，好心的人替我捏了把汗。爱人劝我：“双德乡的土地也不是你一人的，这样干图个啥？打了饭碗多不合算？”我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觉得管好土地是我的职责，是我的使命。俗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我铁下了心，当一天乡长就要负一天责，啥时罢官，啥时拉倒。由于我坚持，我们的乡规不但没有废止，反而不断完善。
管理土地这事，严了可以得罪人，宽了可以交朋友。这二年，上到各级领导，下到城乡百姓，找我批地皮的不计其数。为了搞到地皮，各种手段都使出来了。别人不说，我的小舅子就不止一次地跟我唠叨：“你管土地，批个条就好使。你只要给我批个地号，给你一千元。”被我拒绝了。这两年，我要谋私，早成“万元户”了。可是我觉得那样做是昧良心，是贪赃枉法。
我体会，管理土地首先要敢于碰硬，不能回避困难。有一个村的支部书记的弟弟仗着哥哥的威风，不经批准违章建房，群众敢怒不敢言。我得知后来到现场，说服了支部书记，当着群众的面拆除了违章建筑。还有一个派出所的民警，不经批准就到乡里建房，土地管理员制止不听，几次通令不拆，乡土地管理所来处理时，他拍着腰里的手枪说：“看谁敢动一动！”大家问我咋办？我说房一定要拆，但要注意策略，不要出事。瞅着他不在的时候把房拆了。事后他告到市领导，一位秘书打来了电话。我们针锋相对，写了七份材料，分别送到省市人大、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门，也送到他的上级部门。最后他受到批评。拔掉了这些“钉子”，使群众看到了我们依法管理土地的决心，部分违章的人也纷纷扒掉违章建筑，自觉地接受处理。
区政协主席的女儿要来建房，组织部长、区长写来了“条子”，区委副书记还打来了电话，都要我好好“关照”一下老干部的子女。我和土地管理员一研究，她不符合建房条件，不能同意，顶回去了。区政府一位干部是“拆迁户”，暂时没房。托了好多人说情要地皮建房，开始我不同意，后来考虑是上级机关的干部，答应帮他租一间房，或者建一个临时房。可是他不同意，硬要建永久性住房。我琢磨他是想等房建成以后一转手就可以赚大钱。后来他拿着区政府的介绍信要我签字，我仍然写上：只能建临时房，分房后扒掉，不许倒卖，不许转让。这个条现在还保存着呢！我这样做，不少人不理解，说我忘恩负义，对老上级都这么“绝情”。其实我对老领导不是没有感情，我觉得如果一味讨好上级，这是对组织、对领导不负责任。
我们这样干，是既捅了马蜂窝，也摸了老虎屁股，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就到家里大吵大闹，还有人写来了恐吓信，扬言要收拾我们一家几口。但我心里是亮堂的。因为我得罪的毕竟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拥护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