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若望的言论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 [复制链接]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从王若望的言论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
张振陆
王若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违反党纲、党章、党纪，违反《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已经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组织上把他开除出党，是十分必要的；在思想上，对他的错误言论进行严肃的批判，也是十分重要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
说王若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点也不冤枉他的。他在上海同济大学的一次师生大会上说：“讲我王若望自由化，我无所谓，我觉得蛮好。”在上海城建学院的师生大会上，他甚至说：“难怪人家对我有看法，说王若望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现在这个名声我感到光荣，没有啥格（什么）难为情。”在上海《南苑》文学社的一次讲话中，他公然声称：“我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辩护。我就是要自由化，不给我自由，我就要斗。”
王若望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我们没有查过他的家谱，不敢妄加评论。但是，他醉心于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此而到处游说，那是一点不假。
资产阶级自由化究竟是个什么玩艺儿，使得王若望如痴如狂，乐此不疲呢？在杭州第二届“新技术革命与体制改革”座谈会上，他说：“资本主义的要点，就叫自由经济，自由生活，民主自由，”“美国的民主政治，我们不如它，包括选举”。在上海城建学院师生大会上，他又说：“科技可以引进，那末，资本主义思想、理论、意识形态，那是不能引进啊，有污染的。这个问题怎么认识的，我说，也要引进。他们的科技不是孤立的，是它那里意识形态、它那里思想基础带来的，我们光引进科技，不引进他们的思想，等于引进硬件没有引进软件一样，空的。”
这就说得很清楚了。王若望推崇备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照搬资本主义所有的东西。这对我们的同志，特别是青年学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不要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杜撰出来的，并无其事。王若望不是公开声明“我就是要自由化”吗？而所谓自由化也不是什么抽象的民主自由，而是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东西。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或许，有些天真的同志会认为，主张自由化的人，无非是想多一点民主，多一点自由，不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如果确有人这样想，那他们确实太天真了。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王若望主张照搬资本主义那一套，必然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抹得黑黑的，说得一无是处，才能为照搬资本主义那一套打开方便之门。
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上，王若望走得很远。他说过：“我们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吗？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模糊的，不清楚的，有些东西是从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弄来的，很多东西是虚构的模式……这导致了我们三十六七年历史的畸形，即把空洞无物的幻想当作正确目标。”
这真是惊人之谈。在社会主义早已从空想变成科学一百余年以后，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六十多年以后，在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进而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十年以后，居然还有人睁着眼睛说瞎话，污蔑社会主义是“空洞无物”的“幻想”。这可能是一时失言吧！不。王若望是经过认真思考说这番话的。他说：“按照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分析，整个社会发展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然而，由于我们二十年打了游击战争，有些国家走了资本主义的阶段，已有一二百年了……难道我们中国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几万万人就能够超越这二百年的历史吗？如果能超过，我认为这就公开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真正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幻想。”那么，不超越又怎么办呢？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诞生了，成长了，总不能再回到娘肚子里去吧？于是，王若望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抬出来说：“这恰恰是我们中国需要的，紧迫的需要。这是我分析长期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结论……这一步我们一定要走的嘛，我们现在是跳过来了，可以回过头来再补课嘛。”
在这里，王若望忘记了最起码的历史事实。一百多年来，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也曾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并不想“超越”资本主义，而是一心想学习资本主义。可是，到头来，一切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而只有在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才找到自己的出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才转而提出“以俄为师”。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奋斗，中国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事实表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当然，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过程。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封建历史，又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要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的文化。这都是我们已经做了，并且还要继续做下去的。但是，我们决不允许以“回过头来再补课”为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统统照单收下。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在谈到不能拒绝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的同时，明确指出：“我们坚决摒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这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牢记的。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王若望是个入党几十年的老党员，他也反对党的领导吗？是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人，都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由他们的政治主张所决定，而非是否党员或党龄长短所能改变的。
王若望就曾用各种尖刻的语言，污蔑共产党，丑化党的形象。他认为，共产党对“中国自己这个国家是怎样一个情况也是模糊的”，胡说什么“认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就可以全民所有，人人平等，皆大欢喜。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对于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一个光明的新中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们的生活不断提高，人与人之间关系平等友善，十亿人民踔厉风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事实，稍有良知的人们都会承认。尽管中国的四化大业，还需要艰苦卓绝的奋斗，我国的经济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离开了党的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能成功。更何况，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我们党明确提出的奋斗目标。无论从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共产党是全国人民进行四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但是，王若望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冲昏了头脑，连这样的历史事实都不承认了。
为了丑化党、攻击党的领导，王若望肆意歪曲和污蔑党的现行政策。在他看来，反对精神污染，是“打击知识分子”；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就是迫害，就是违反法律的侵犯人权”，“‘打击办’比‘四人帮’的‘清队’还吓人”；甚至对个体户、家庭承包户、专业户征收一定的税，他也说是“苛捐杂税”、“勒索敲诈”。
王若望为什么这样起劲地丑化党的领导、攻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实质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他在上海社会学学会举办的“改革中的社会问题”座谈会上，谈到体制改革时，明目张胆地说，“那么党改革以后将是怎么样的形势呢？请允许我再开放、宽松一点说，要实行多党政治。”他认为这才是“要害”，“到目前为止要害地方还是不肯接触。要害在于党本身要改革。”
请看，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站出来反对党的领导，鼓吹资产阶级的多党制了。这是一切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必然的归宿。他们非走到这一步不可。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王若望的言论，证明了邓小平同志的分析是准确无误的。
中国能够搞“多党政治”吗？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这个党、那个党，你骂我，我骂你，你上台，我下台，看来“民主”得很，其实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象这样的多党制，中国有什么必要“引进”？引进来，只能造成混乱，制造分裂，也就根本不能实现现代化。
在中国，要把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那就只能是一盘散沙，一事无成。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中国共产党也犯过错误，包括象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都是党自己出来纠正的，而不是摆脱了党的领导才纠正的。不要党的领导，不但不能纠正任何错误，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这是中国人民决不允许的。
王若望散布了很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对于这些言论，很多干部和群众是有识别能力的，但是也有少数人受他欺骗，为他叫好。批判王若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肃清其流毒，是思想文化界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对广大群众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