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维护安定团结局面——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二） [复制链接]

第2版(要闻)
专栏：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维护安定团结局面
——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二）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我国今天的地位
霍英东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说，我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坚信的。历史已经证明，如果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不会象现在这样强大，也不会有我们国家今天的地位。
何世柱委员（香港福利置业有限公司董事经理）说，国家实行开放政策后，有的人不注意我国的国情，完全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搞西方民主，搞多党制，还有极少数共产党员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很危险的。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与一些和中国情况近似的国家如印度、印尼比较，我认为中国是最有希望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又会四分五裂，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
方少逸委员（民革广东省委主委）说，民革接受共产党领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有历史渊源的，是从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历经几十年，直到今天，民革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我们这些老人最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次闹学潮，有人对我说，解放前中山大学闹学潮，你也是参加示威游行的，现在为什么不支持我们了？我对他们说，解放前我们参加示威游行是为了抗日救国，1950 年我也上街游行了，是为了抗美援朝。这都是爱国行动。现在要振兴中华，统一祖国，非安定团结不可。现在你们搞游行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四化建设。
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李储文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为了维护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便更正确地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沈醉委员（政协特邀）说，去年我到了国内许多地方，看到各地工农业生产的情况很好，这是因为有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没有安定团结，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宋希濂委员（政协特邀）说，安定团结最重要。我们国家本来就很落后，“文革”中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达6000亿元，还有许多损失无法统计在内，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如果再动乱，国家就没有光明的前途。国内发生学潮后，海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很高兴，拚命扩大宣传，说得天花乱坠。我很赞赏中共中央采取的措施，不搞政治运动、无限上纲那一套。由于处理适当，海外侨胞的心已基本安定下来。
李以劻委员（政协特邀）说，我们要统一祖国，大陆就必须富强，而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都要以安定团结为前提。这次从香港来，看到机场送行的人和记者很多，一些几年来未参加会议的港澳委员也参加了，大家的心情是相同的，都想回来看看大陆的形势到底如何。这次回来，看到国内安定团结的局面，感到放心了。
何浣芬委员（武汉市副市长）说，我在国外的很多亲属也极为关心国内安定团结的形势。去年年底，很多港澳的亲戚朋友都非常担心中国是否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担心我被打成“走资派”。今年武汉市在香港召开了汉、港、澳联谊会，原邀请100多人，后来陆续到会500多人。他们听说国家政治形势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我个人也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很放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确实没有搞运动
管桦委员（北京市作协副主席）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避免搞运动的形式，斗争不能扩大化，以免引起混乱。我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徐四民委员（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说，开始听到国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消息时，大家都很担心。后来经过领导人出面讲话，消除了一部分顾虑。赵紫阳代总书记的几次讲话规定了很严格的界限，说明这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确实不是一场运动。
何世柱委员（香港福利置业有限公司董事经理）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上的斗争，应同经济分开。不应盲目反对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要善于吸收资本主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服务。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继续执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我们应该深信不疑。
黄启汉委员（民革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主委）说，这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涉及民主党派，但我们民革不能因此而漠不关心。我认为，民革还是有不少事情可以做的，譬如：
（1）要加强民革自身的思想建设，提高认识。
（2）要现身说法。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不少人到过国外，要向民革成员讲讲新旧社会的比较、西方民主的虚伪性。
（3）要教育自己的子女，向自己周围的人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安定团结的重要性。
（4）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作出成绩，为四化、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用实际行动回击那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的谬论。
（5）对中国共产党多多提出我们的意见、建议，帮助中国共产党改进工作。
充分信任青年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丁耀民委员（江西团省委书记）说，在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中，青年人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作出了一定贡献。这一代青年是有希望的，是可信赖的，我们应该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和改进对青年，特别是大专院校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和安排他们参加社会实践，沟通思想，加强理解；要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政策，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革命历史，学习民族光荣传统。
李燕杰委员（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所长、副教授）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特别重视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对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要进行分析。去年参加上街游行的只占大学生的1％。我们过去做了一些工作，但对他们的思想分析研究不够。对合理的意见，没有很好吸收；对不合理的意见，解释、帮助也不够。现在，关键是要理解他们，加强思想教育。如果不得法，会造成逆反心理。
黄大能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说，十几岁到30多岁的青少年的思想工作不能忽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虽然只限于党内，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能仅限于党内。很多问题应从理论上探讨，澄清糊涂观念。要摸清青年人的思想状况，有的放矢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些年，随着对外开放，进来了一些糟粕，对西方包括对香港很多宣传都是片面的。人大、政协里的许多代表、委员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可以通过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亲身经历，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教育。
戴爱莲委员（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说，目前社会上有些青年人，包括一些中年人，一心想钱，想出国，对这个问题要分析。我认为，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们不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没有民族自豪感。其次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我们民族的光荣的历史传统，也不了解革命文化的传统。对过去了解不够，对今天估计不足。让青年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这很好，生活可以教育年轻人。
吴克清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说，开放免不了带进来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问题在于如何抵制。看来，这个问题注意得不够。多数人出国回来宣传国外好，无形中放松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这是我们的失误，我赞成中央提出的今后要长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使马克思主义占上风。
钟夫翔委员（原邮电部部长）说，去年年底的“学潮”，主要是因为青年人对旧中国不了解。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人民生活很痛苦；其次是青年人对中国革命和现在的联系认识不够。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前赴后继，目的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我们只有了解中国的历史，才能认识中国的今天。第三，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认识不清。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的航天事业，火箭上天，还有载波通讯和信件自动分检，都是自己搞出来的。
要重视学习马列主义
张庚委员（中国剧协副主席）说，现在青年人对政治课、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责任不全在他们身上。有一次，我发现一些研究生不去上政治课，我就去听了课，发现老师讲得确实不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结合起来，索然寡味。当然，作为青年学生，也不要因老师讲得不好就否定马列主义，而应该自己去认真地读一下，研究一下。
姚雪垠委员（湖北省文联主席）说，大学里马列主义学习条条框框太多，不能联系实际，学生得不到实际益处，兴趣就降低；同时，选修课少，学生缺乏全面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不能真正学好马列主义，而我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员又是从他们之中诞生，这样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既培养不出高水平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师，学生也学不好马列主义。所以，我们要改革现在的政治学习制度，包括教学方法、教学课程，克服教条主义。另外，大学要多开些选修课，要真实地介绍西方各种思想流派，让学生自己去辨别，指导学生什么地方应该接受，什么地方应该批判，这样学生就会感兴趣了。
舒强委员（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说，我们是灵魂工程师。如果不把我们的头脑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我们怎么能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面貌？现在一些中青年干部很少甚至根本不学习马列著作，认为学了没用。我想，就文艺方面而言，文化部的领导就有责任。所以我认为中央要抓文化部，抓各级领导，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恢复政治理论学习。百家争鸣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不能放任自流。
李默然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说，现在文艺界思想混乱，“二为”（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淡化了。我认为“二为”是文艺工作不可动摇的方向。有人提出的“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是矛盾的，就好比让一个演员去做完全相反的两个形体动作，是不可能统一起来的。有人还提出“大公不能无私”。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怎么会有保卫祖国的老山英雄？另外，“距离论”，即距离现实生活越远越好，这个理论也需要总结。我们现在有些作品不受欢迎，就是离开了人民。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
反对封建主义
谈家桢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说，在当前的改革中，思想障碍有两个方面，一是资产阶级思想，一是封建主义思想。中国是个长期受封建统治的社会，既要反对资本主义也要反对封建主义，象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中的论资排辈现象就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政治体制改革中不能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不清除封建思想。
领导干部应带头端正党风
钱钟泰委员（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说，没有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由于党员也是人，党的组织也会受到各种影响，不是一切都是健康的。我们要把阻碍党发展的东西去掉。爱妈妈不是连妈妈头上的虱子也爱，要帮妈妈把虱子去掉。
王涛江委员（原中直机关副部长）说，这几年，我跑了不少地方，看到一些事情很令人气愤。老百姓讲，他们很想念当年的老八路。这是什么原因？现在，一些地方的县委书记，到农村都是四个轱辘的，“上海”也不坐，都是“皇冠”、“尼桑”等，他们也不到老百姓家里吃饭，老百姓很关心我们的党风问题。
张明远委员（原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非反不可。这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出现，暴露了许多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与我们的党风也有很大关系。整党有收获，但还未达到中央预期的效果。希望中央做一下统计，党风基本好转的有多少，没有多大好转的有多少，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刘向三委员（原水电部副部长）说，现在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好是个大问题。要根本转变，虽然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但是，只要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带头，纠正不正之风，那末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并不是很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