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搞活的伟大指针——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和《邓小平文选》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改革、开放、搞活的伟大指针
——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和《邓小平文选》
苏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正如赵紫阳同志所说，对这两个基本点，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我们大家都应当好好学习小平同志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论述。”
前一个时期，我们认真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同时，我们也应当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邓小平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以下简称《主义》）这两部著作中关于改革、开放、搞活的一系列论述，这样才能深刻理解并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一）
实行改革、开放、搞活，不是一项随意的政策，而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
首先，这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改革的思想，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文选》第125页）后来，他又反复重申，要实现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要在下个世纪中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没有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是不可能的。“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主义》第116—117页）“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主义》第138页）
其次，这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文选》第176页）“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文选》第215页）“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文选》第282页）他强调，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之一。“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主义》第78页）
邓小平同志在论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的同时，又多次指出改革、开放的长期性，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他指出：“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主义》第106页）虽然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现在我们的力量还是有限的。一直到本世纪末，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摆脱贫困的阶段。”（《主义》第159页）“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改变了，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所以人民不会赞成。”（《主义》第71页）“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主义》第16页）“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过了五十年到七十年，“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主义》第68页） （二）
邓小平同志对经济体制改革做了充分的论述。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党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提出非改革不可。他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文选》第135页）“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文选》第140页）
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我国农村的改革，并且阐明了改革为什么要先从农村搞起。他说：“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主义》第67页）“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农村改革经过三年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主义》第105页）
邓小平同志指出，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但是城市改革也会成功。他说：“农村这一套不能完全搬到城市，因为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农村改革经过三年就见成效。城市改革大体上也要三年至五年才能够看到显著的变化。农村改革的经验使我们相信城市改革能够做好。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些差错，但影响不了大局。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了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主义》第67页）“我们现在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发现问题就赶快改。”（《主义》第106页）
对于改革的目的，改革应当坚持的根本原则以及衡量改革搞得对不对的标准，邓小平同志都做了科学的论断。他提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主义》第98—99页）“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主义》第121页）“总之，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主义》第12页）
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绩和深远意义。他说：“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主义》第121页） （三）
关于对外开放政策，邓小平同志也有系统的论述。
首先，邓小平同志阐明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左’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总之，三十几年的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主义）第54页）“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主义》第77页）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开放政策，仍然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他说：“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文选》第361页）“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主义》第67—68页）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确定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主义》第105页）“而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主义》第87页）。
有些同志担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同志回答说：“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些东西，但不难克服。”“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主义》第77—78页）“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主义》第142页）对外开放会不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同志说：“我看不会的。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而且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不搞两极分化。这样，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我们能借此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不大。”（《主义》第55页）
邓小平同志提醒全党同志注意，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必须注意防止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他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文选》第154页）他说，我们继续坚持同对我们友好的西方国家交往，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在思想政治领域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文选》第328页）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地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主义》第32页）
邓小平同志一再重申，对外开放不是短期的政策，而是长期的政策，不会改变。“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主义》第93页）“中国执行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主义》第160页） （四）
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经济体制改革，也非常重视政治体制改革。早在1980年8月18日，他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986年以来又多次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意见。
他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文选》第287页）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文选》第288页）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必须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文选》第307页）
邓小平同志还从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来阐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所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主义》第138页）“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事情要人来做”（《主义》第137页）。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向，邓小平同志从不同角度做了说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文选》第282页）“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文选》第300—301页）“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文选》第332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主义》第139页）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提出，应该议一下、理一下，理出个头绪。他认为：“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下放权力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还有一个内容是提高效率。”他特别指出：“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主义》第140—141页）
邓小平同志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搞好调查研究，谨慎从事。他说：“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更加审慎从事。”“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主义》第138—139页）“允许用年把时间搞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然后再下手。”（《主义》第137页）他希望到今年党的十三大拿出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 （五）
为了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胜利进行，邓小平同志提出以下几条：
一，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说：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主义》第126页）“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主义》第110页）
二，必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主义》第82页）。邓小平同志强调，首先要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文选》第131页）他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这几年来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文选》第323页）他批评有些同志把改革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还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以防重犯过去的错误。”（《文选》第298页）
三，必须端正党风。邓小平同志指出：端正党风的工作抓好了，就可以真正促进改革和建设。端正党风“要贯穿在我们整个改革过程之中。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开放、搞活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就得干多久，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主义》第137页）
四，要把改革的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文选》第142—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