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一治官僚主义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治一治官僚主义
　　官伟勋
谁都知道官僚主义是应该反的，也不知反过多少回了，但它依然健在，有滋有味儿大模大样地活着，繁衍着……
官僚主义为害之大，拿它所造成的损失来说，就不知要比贪污盗窃造成的损失大多少倍。然而，贪污盗窃的罪恶性质是确定无疑的。官僚主义的性质却有着巨大的弹性：可以称之为四化建设的大敌，也可以化为一般思想作风问题。我们从来没见过任何人笑嘻嘻地承认自己贪污过几十元钱，却经常看到一些同志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愧色甚至美滋滋地承认：“我也有官僚主义嘛！”
官与官僚主义并没有必然联系。做官的未必都是官僚主义者。但官僚主义者却必须首先是个“官儿”。“官儿”这东西，在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成了一些人终生追求的最大出路，它的魅力可以说是无限的。封建社会早已灭亡了，它所形成的这种心理积淀却不是几年几十年可以消亡的。“官儿”成了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权力，甚至价值最鲜明的标志这一陈腐观念，至今还深深植根于许多人的心灵深处。因此，即使在“官”字的后面加上个什么“僚”什么“主义”之类的小尾巴，只要还是个“官儿”，对于那些“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深通“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的“达者”来说，也就乐在其中，在所不辞了。
恩格斯说过，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的身旁，就必然会有一些专门从事政务、司法等管理工作的人。恩格斯说这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马恩选集》三卷487页）。“官儿”的“神圣”程度，总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成反比的。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越低，“官儿”的“神圣”地位就越高（没有官的原始社会自然除外）。只有当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行政官员才会成为各行各业各种人才中的真正平等的一员，其优越感将会大大削减。当产品除维持起码需要以外还只有“少量剩余”的时候，官就是管：管人管物管事者也。人们对管水管电管煤气以至管几辆汽车的人尚且不敢得罪，何况对于管人者呢？
官僚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但它却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偶然现象。
根治的办法在于改革，包括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包括民主和法制。民主是官僚主义的克星，法制是治官僚主义的药石。遗憾的是，在官僚主义面前，我们的这一手段一直还没有成为无可非议的真正有效的武器。大约这与“官官相护”有关。这也正是我们应该痛下决心打破干部干好干坏都一样的旧制度，确立一套干部录用、奖惩、提拔、淘汰、退休、退职的新章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