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后的沉思——海峡两岸作家艺术家的一次合作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平静后的沉思
——海峡两岸作家艺术家的一次合作
缪俊杰
最近，著名加拿大籍台湾女作家陈若曦回来访问和讲学，适逢由张弦、秦志钰根据她的小说《耿尔在北京》改编的影片《失恋者》摄制完成双片。他们邀请林丽韫、阎明复等有关负责人和在京友好会见并观片。大家和这位来自海峡彼岸的女作家相聚一堂，气氛十分融洽。看片以后，陈若曦、张弦、秦志钰和笔者，就影片的拍摄过程和创作得失进行了交谈对话。
笔者：陈女士，你这次回来走了许多地方，在离京前，又看了根据您的小说改编的影片，您对这次合作有什么感想和看法？
陈若曦：《耿尔在北京》是我的小说集《尹县长》中的一篇，写于1974年。海外早有单行本。1985年福建的《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把它介绍给大陆读者。这次张弦先生和秦志钰女士把它改编成电影，并很快拍摄出来，我很感谢张先生、秦女士和北影厂的朋友们的帮助和合作。
笔者：陈女士，这部小说在海外是否也有拍成电影的打算？您为什么同意由大陆的编导和制片厂来改编和拍摄这部影片？
陈若曦：这篇小说，海外很熟悉，也许拍成电影更宜。八年前，台湾中影有意拍成电影，我出于政治等方面的考虑，不肯让出版权。后来有两位导演亲自到美国柏克莱我家里商谈，我仍然拒绝，因为我怕台湾把它拍成“反共八股”。我很想大陆有人来拍，苦等了八年，终于有人注意到这部作品，北影厂慷慨应允开拍，我个人感到非常欣慰。
笔者：秦志钰同志，您当初是怎样想到要把《耿尔在北京》改编成电影呢？
秦志钰：陈若曦女士“文革”时期在大陆度过了七年，她离开大陆后，写了一系列反映“文革”真实生活的杂文和小说。《耿尔在北京》写一个留美学生归国后两次恋爱均因政治的粗暴干涉而失败的故事。在海外有很大影响，已有英、日、德、法、荷兰、挪威、瑞典等文字译本。我觉得，这是她的“文革”小说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我很喜欢这篇作品。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有一定原型，但我们也可以从耿尔的身上看到作家本人的影子，看到作者作为归国游子的独特感受和激情。这正是作品如此真实感人的重要原因。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将内心的震撼和愤懑，化成为深沉的思考，用平静的语调，不动声色地讲述了这个悲剧故事，令人读后回思不止，久久不能平静。就这样，我想通过电影的传播手段，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和观众。
陈若曦：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境遇，我也曾激动过。但写作品时，我的心已经平静了，可以说是平静后的反思，或者说是平静后的沉思。
张弦：对，我同意这种说法。这不是感情的冲动，而是痛定之后的反思。秦志钰要把《耿尔在北京》改编成电影的想法，得到陈女士的允诺和支持以后，他们一起到南京找我合作。我很感动，并立即答应全力以赴，搞好这个片子的改编。去年8月，陈若曦女士应邀参观了北影厂，胡其明厂长、赵绍义副厂长会见了她，并表示一定全力支持把这部体现海峡两岸作家艺术家真诚合作的影片拍好。重任在肩，我和秦志钰同志不敢轻忽，经过认真阅读陈女士几乎全部已发表的作品，找科学院归国留学生们进行多次采访，重新讨论了剧本的构思、情节、格调，合作写成了这个本子。
秦志钰、张弦：为了集思广益，尽量把日后的遗憾消除在剧本创作阶段，中国影协艺术研究部为这个本子邀集了在京的电影理论家邵牧君、郝大铮、郑洞天等同志座谈，我们去年又听取了钟惦棐同志的意见。所以说，很多同志都为这部影片出了力的。
笔者：陈女士，你觉得影片改编得怎样？是否忠实于您的原著？
陈若曦：我的小说虽然是写“文革”中的悲剧故事，但我不是把它写成“伤痕文学”，主人公耿尔既未挨打也未挨斗，更没有隔离审查下牢进狱。他的不幸是纯洁的心灵受到摧残。他两次真诚、纯洁、郑重的、本来可以实现的爱情，都被那极为荒谬可笑的理由给轻易地扼杀了。我的作品是写“文革”特定时期耿尔的不幸。现在他们两位改编的影片相当忠实于原著，而且丰富提高了我的原著。但影片“淡化”了时代背景，有些海外观众不了解这个背景，有可能引起某些误解。其实现在情况变了，海外归国学人在爱情上再不会有耿尔这种遭遇了。所以我看，不能把这个背景太“淡化”了。
张弦：我看这个可以弥补一下。我们的考虑主要是为了表现主人公的真实感情，不搞过分的火爆和花哨。所以在艺术风格上追求平实的叙述，不过分强调戏剧性。但我们注意用了对比的手法，通过对比，塑造耿尔、小金、小晴这三个人物的不同性格。通过三位善良的当事人的遭遇，剖析摧残人性、毁灭人道、剥夺人权的那些荒谬理由的本质，开掘历史的、社会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呼喊尊重人、爱护人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对于那特定的时代的氛围还可以再加强一点。
陈若曦：我明天就要离开北京回旧金山。我感谢大陆的艺术家们的合作，希望今后进一步增进这种合作。
笔者：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