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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潮——访朱仲丽同志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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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7-08-10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往事如潮
——访朱仲丽同志
赖仁琼
从1980年至今,她以“珠珊”的名字写了十部长篇小说和许多回忆录。这位珠珊,就是从事医务工作40余年、63岁才开始写作的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一
风度优雅、待人亲切的朱仲丽大姐虽已年逾古稀,但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在客厅里,她指着一大摞报纸和几本书对我说:“这本《黎明与晚霞》是解放军出版社刚刚送来的。我的几个长篇都是报纸连载后才出书的。”
在中国,朱仲丽大姐的写作和她在写作上的成就堪称一奇。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而她却是年过花甲才提笔。她无限感慨地说:“我从小的志愿是当个能治病救人的医生,15岁时果然考上了上海同德医学院。学制7年,功课很紧张,哪有时间去学别的呢?”毕业后的40多年,从医生到院长,她整天忙于挽救垂危的患者、医院的行政管理,更没想过写作。是什么缘故使她提笔的呢?朱仲丽大姐缓缓地说:“1974年初,稼祥同志因心脏病复发突然病逝,我陷入了巨大的悲哀之中。为了振作起来,我试着寻找解脱的办法。开始,我织毛衣、做西服,继而弹钢琴。虽然毛衣织了一件又一件,练琴也有不小的进步。然而,这些都不能慰藉我的感情。一个入党快40年的党员能就这么呆下去吗?我是在痛苦之中萌发了写东西的念头。”
生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朱仲丽大姐的家世、阅历就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书:她的父亲朱剑凡是湖南省著名的革命教育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毁家兴学,在自家园林内创办“周南女校”,向警予、杨开慧、蔡畅、丁玲等都曾是朱剑凡先生的学生。
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大革命期间,朱剑凡先生与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李维汉、郭亮等许多党的领导人,共同从事过革命工作。朱仲丽大姐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与环境中,有机会见到许多前辈革命家。1938年到了延安,没想到毛主席就是她5、6岁时在家见过的毛润之叔叔!1939年她与王稼祥同志结婚后,一直是毛主席的邻居,还当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医生。

朱仲丽大姐的处女作是写大革命时期几个“大家闺秀”投奔革命的故事。这部题为《爱与仇》的长篇,萧三和草明都看过。萧三还写了一封给作者的信,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982年,这两位老作家介绍朱仲丽加入中国作家协会。67岁的老大姐入作协,在中国,朱仲丽当数第一人!
朱仲丽大姐手中的笔既已拿起,就不肯放下。她写得很多写得很苦,写到高兴处,忍不住哈哈大笑;写到伤心时,止不住热泪盈眶。有时写得顺了,一天写一万字。自己写、自己改、自己抄,腰椎累得出了毛病,不能坐着写就站着写,站着写累了,就躺着写。她指着大客厅里的一圈沙发说:“每张沙发都是我的写字台。”原来,她找了一些木板,放在沙发的两个扶手之间,便成了活动写字板。三
在中国革命几十年历程中,朱仲丽大姐以她特殊的身份、特殊的经历耳闻目睹了许多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平凡小事”,作者随手拈来,即成一篇动人的文字。如果没有在这些领导者身边工作和生活的特殊条件,怎能随意“创作”出来呢?难怪前辈革命家和评论界说《灿灿红叶》是独具特色的回忆录,此书已被译成泰文,还将译成日文、英文出版。那些倾注着她感情的文字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个小小的侧面,一个难得的补充。
朱仲丽长达百万字的3部自传体小说——《春露润我》、《艳阳照我》、《彩霞伴我》不仅写了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革命家庭的经历和命运,还写下了许多前辈革命家的真实感人的形象。在她的笔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中国革命的决策者一个个栩栩如生、可亲可敬。
有耕耘的艰辛便会有收获的喜悦,当看到那部部手稿变成铅字、集结出版的时候,朱仲丽大姐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她由衷地说:“写东西对我是一种快乐的享受。当你写成了一本书,就象十月怀胎一朝生产一样。”
提起孩子,朱仲丽大姐讲了一件往事:在延安,她因恶性妊娠作人工流产。当时工作紧张,除了管50多个病人,每天还要在门诊看100多个病人。稼祥同志虽有配给的牛奶,但他送给别人喝了。条件那样艰苦,于是,一天晚上,她把不想要孩子的打算告诉稼祥同志,稼祥同志也同意她的想法,第二天她便趁割阑尾的同时做了结扎手术。朱仲丽象许多革命大姐一样,为了革命事业,放弃了做母亲的权利。四
朱仲丽大姐是个心灵手巧、多才多艺、热爱生活的人。她会编织、会裁剪、会做菜、会弹琴,并且能歌善舞。看着她用旧毛线织成的式样新颖、图案别致的毛衣,我真服了。这些图案都是她自己一边设计一边织成的。“世界上的事呀,只要你下决心去做,都不难!”她指着两条连衣裙说:“这是稼祥同志的两条礼裤改的,穿在身上,人家都说别致呢!”
客厅北面靠墙处摆着一架钢琴。朱仲丽童年时代在周南女校上学时,就经常偷偷溜进音乐教室学弹风琴,但后来一直没有条件买琴学琴。在《春露润我》中,她这样写道:“直到解放后,我住进北京中南海时,才有钱买来一台旧钢琴。又学会了五线谱,自看歌本练曲子,慢慢能弹出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捷雅可夫斯基的《四季》、肖邦的《小夜曲》,以及许多古典的名曲。”最近,她正在练舒伯特的《小夜曲》。
没想到,这位当年在延安能为毛主席伴舞的老大姐现在仍爱跳舞,并且爱跳“迪斯科”。她说:“这是锻炼身体的好办法。”另外,她还有一种独特的锻炼方式,就是唱歌。她说:“我学会了180首歌,录了17盒磁带。”我听了暗暗吃惊。或许是看出了我的心思,朱仲丽大姐说:“别人问我:‘上哪儿找这么大的乐队伴奏?’我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哪去找什么乐队,只是在人家原声带上加录我唱的歌罢了。”
朱仲丽大姐还是个热心的社会活动家。她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荣誉顾问、医学光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服装协会顾问、中小学幼儿教学基金会特邀理事、正筹办的老年康复中心董事等。我真担心一个年逾古稀的人怎么能这般超负荷地工作?朱仲丽大姐深情地说:“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但只要对党、对国家、对社会有益,我会做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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