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通讯上海市捐献武器运动的丰富收获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上海通讯

　　上海通讯上海市捐献武器运动的丰富收获
　　含山
上海市各界人民的捐献武器计划，以七月初各界所宣布的捐献目标（三百三十四架飞机）来说，那是已经完成而且大大超过了；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止全市人民缴纳献款已经在六千二百六十五亿元以上，可购战斗机四百一十七架。这是令人兴奋的。这是上海人民的光荣。虽然团体与团体之间、各行业单位之间的完成捐献计划的情形仍然是不平衡的，但总的来说，运动的开展像全国各地一样是热烈的、汹涌澎湃的。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六一”三大号召之下，和一年来的爱国主义教育与抗美援朝运动的基础上，这一次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波澜壮阔，而且持久、实际。在上海，这次运动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运动的发展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的。六月份一般是广泛深入宣传和酝酿捐献计划的阶段。那时，领导方面接受了去年推销公债运动的经验，并且看到抗美援朝总会“六一”三大号召发出后少数积极群众采用了一些不妥当的捐献方式，因此强调指出对于捐献意义和捐献方式要普遍进行宣传教育；并强调指出要在修订爱国公约的基础上来酝酿制订捐献计划。各界人民、各人民团体在这一时期举行了许多次讨论会、座谈会、学习班，并对基层单位的爱国公约进行了检查，这对于运动的开展是很有帮助的。七、八月份一般是进入订立捐献计划的阶段。尤其在七月一日前后，各人民团体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都先后订出了各自的捐献计划：工会捐献飞机五十架、炮一门，民主妇联与家庭妇联捐献飞机七架，文教界捐献飞机二架，郊区农民捐献飞机一架，青年学生捐献飞机一架，机关工作人员捐献飞机二架，其他人民团体共捐献飞机一架；工商界在这时已经酝酿一致，宣布捐献飞机二百七十架。八月底，工商界已有二百四十八个行业订出了捐献计划，金额共约四千亿元。现在上海工商联二百七十六个行业的捐献计划已达五千亿元，大大超过了工商联原定的计划。捐献计划的订立有三种主要方式：首先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其次是劳资双方协商与集体间的互励互助；再其次是爱国公约与捐献计划互相结合和互相保证。这样，捐献计划就订得相当普遍而且准确。九月份进入了集体缴款的阶段。各团体虽在七、八月间即有自动缴款的，但办法零乱。九月，和人民银行订立了缴款办法，捐献缴款走上了更有组织性的阶段。总之，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和推动，运动是稳步而有力的。
第二、捐献运动的方式表现了群众的丰富的创造性。捐献是群众性的，依靠人民群众无限的智慧和高度的爱国主义自觉，就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好方式出现。工商界各行业中的捐献方式有采用“基本捐献”方式的，是按照各该企业的营业额一般捐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点五，也有少数捐至百分之四或五。有二百个同业公会主要是采用这种方式的。此外也有采用盈余捐献、节约捐献、增产捐献、个人捐献及其它方式订立一种或二、三种捐献方式的计划。在职工方面有：（一）工资捐献，每月一工至二、三工，甚至有五、六工，还有的要这样捐到朝鲜战争结束；（二）奖金一部或全部捐献；（三）义务劳动加班加点工资捐献；（四）节约原料捐献；（五）与资方订立增产捐献合同；（六）其它，如改进技术或估工或保证一百天、二百天不出事故捐献奖金，或利用业余时间包揽工作等。高等教育员工和科学界则以编译科学普及书籍及制造、服务三者与自己的业务密切结合，把所得捐献出来。艺术界则以义演所得作为捐献。
第三、捐献缴款表现了组织性和积极性。在八月二十七日前，工商界自动缴款仅为一百一十七亿元，还不如工会缴得多。九月一日以后，工商联组织了第一次集体缴款，缴款行业一百零四业缴了八百九十亿。随后又在工商联第二次代表会议推动之下，举行了第二次集体缴款；庆祝抗美援朝一周年时，又普遍号召了第三次集体缴款。到十一月九日止，工商界已缴了四千一百五十四亿元以上，缴款户数已达十万多户。个别行业已缴款百分之二百，水泥、水果等四个行业已一次缴清。此外，工会已缴百分之九十，学生、郊区农民、妇女都已缴了百分之百以上，机关工作人员已缴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二，文教界已缴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五。到这时为止，除郊区农会外，一般都实现了按期缴款的诺言。但在各界团体所属单位，还有一些不平衡的现象，仍然须要努力克服。
第四、捐献与增产节约相结合，创造了初步的经验，证明了捐献与增产节约相结合是发挥职工和资方的积极性、搞好生产、劳资两利、支援前线最好的方式。四个月来，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和工会推动下，全市已经有大中小一百六十八个工厂至二百个工厂，通过劳资协商会议，订立了增产节约超额利润的捐献合同。在这些工厂中，虽然曾经因生产定额和超额利润捐献分配的比例问题发生过一度的争论和僵持，但经过市协商会议召开了扩大的劳资协商会议，确定了原则与标准之后，就很快地打开了增产节约捐献的道路。目前订立增产节约捐献的办法，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一）节约原料、主要机物料、水电、燃料及其他物料等而增加的收入；（二）由于提高品质减少废品次品而增加的收入；（三）提高产量而增加的超额收入。由于
一般私营工厂往往是生产无计划，生产记录不全以及产品种类繁多，折算困难，短期间难以订定精确的科学定额。目前生产定额一般在合同中规定了六月以前的三个月平均定额，或一月至六月六个月的平均定额。超额利润的分配在合同中大体是以百分之七十或六十或七十五，由劳资双方各半自愿捐献；以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十作为职工奖金或职工集体福利；以百分之十或十五作为资方流动资金或“机器保养金”；以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作为优抚烈军属基金。凡是这样订立合同的，生产质量都大大提高，物料大大节省，次货废品大大减少，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也日益增多。如正泰橡胶厂轮胎部定额每天生产一百零六只（四五六三个月平均每天出产九十六只）；订立捐献合同后，每天出产一百二十三只至一百五十只；剪胎部九个女工注意节约后，六个月可节省四亿元；全厂生产节约超额利润折两架飞机有余。如美亚绸厂原有次货占成品百分之五十，订立捐献合同后第二个月则次货减少至百分之十。以去年十一月生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二为定额，并以增产百分之三十四为目标，结果第二个月就达到了目标。因此三个月增产捐献一亿二千万元的计划，两个月就完成了。又如大中华橡胶一厂配药间工人周龙泉，在试验制造汽车胎衬胎时，减少重要原料墨灰的用量已试验成功，每只由十五磅半减少到五磅墨灰；全厂每月节省墨灰一千余磅，全年约可节省四十五亿元。不仅对捐献将有所贡献，而且在橡胶工业生产上是极有价值的贡献。此外如平和机器厂工会发动争取生产超额后，只李桂华师傅一人在九月份就改进了六种工具，使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一百，而且品质也较前提高了一倍。造纸业各厂产量普遍超过原来定额百分之二十以上。大中华造纸厂则更超过百分之六十。灯泡业各厂使废品率由五月份平均百分之十减少到平均千分之四，最少的达到千分之二。大厂如申新、永安也有类似的成绩。甚至像仅有五十七名职工的中国工业炼气公司，因为生产逐月提高，加工资捐献一共已缴款一亿零九百五十四万多元，超过原定计划百分之二百一十。像这样增产节约捐献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这说明爱国增产节约捐献武器的旗帜是光荣的、伟大的。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是千真万确牢不可破的真理。
这次捐献武器运动所以能胜利地开展，自然不应该孤立地只从捐献动员上去看，而应看作是广大人民群众爱国主义政治觉悟的具体表现，也是和一年来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以及争取财政经济好转、职工努力提高生产分不开的。一年来上海各界人民展开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运用了各种各样方式进行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并且比较普遍深入地订立与修订了爱国公约。学生、店员签订爱国公约的占其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产业工人与工商界也都各占百分之七十，里弄居民占百分之六十。对于优待烈军属和慰劳伤病员，也进行了不少工作。例如在帮助解决烈军属的实际困难上，已有烈军属一千二百二十人经介绍获得职业，七千八百九十多个烈军属子弟经过减免学杂费等办法，得以升学入学。此外，上海人民在抗美援朝总会“六一”号召以前，还捐献了子弹代金、慰劳中朝人民战士和救济朝鲜难民的捐款共二百四十多亿元。在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中，上海人民响应世界和大号召，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签名的有四百六十五万名，签名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和投票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人数也有四百零五万人以上。此外，参观上海举办的镇压反革命展览会、抗美援朝展览会、各街道展览会、土产交流展览会、土地改革展览会，及其他文化教育展览会的群众都有数十万以至数百万。这些对于各界人民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思想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有这些，都充分地证明了上海人民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领导之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日益昂扬，团聚了雄厚的力量，响应祖国的一切号召。同时，也充分地证明了新爱国主义的旗帜最能吸引与团结广大群众，对于一切工作具有极大的推动力，爱国公约运动是把广大人民爱国热情引向经常持久的最好的方法。
总之，这一时期爱国捐献运动是步步向上的。但是，也还带着不少缺点，最主要的还是运动中有不平衡状态和某些形式主义。例如，工商界中还有三万多户是落后的，还没有表示他们要捐献，更无分文捐献；有些工厂增产节约与捐献武器相结合还没有大力开展。这就需要我们接受这一时期的经验，把增产节约运动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绝不能因为总的捐献目标已经完成而有丝毫自满自骄和松懈。仍然要抓紧每一个政治环节（如传达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各项报告和决议），继续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订立与修订爱国公约；加强各界团体内部的检查与协商；贯彻劳资双方协商，及时调整增产节约捐献中的劳资关系等等主要问题；动员大家进一步响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中的号召，“继续动员我们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异常光荣的工作，这会使中国人民志愿军更有威力，使我们的生产建设更有保障，使将来更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工作得到更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