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在召唤——记大西北蓬勃兴起的求才热 [复制链接]

第4版(经济)
专栏：

大西北在召唤
——记大西北蓬勃兴起的求才热
本报西北记者组
80年代的改革浪潮，猛烈地拍打着大西北的门户。中国西部土地突然惊醒了，丰富的资源在广袤的土地上闪光。
“大西北不应该是贫困的！”看着内地和沿海的经济腾飞，大西北的各级领导有了紧迫感。他们寻根探源，开始意识到真正的贫困在于“人才”的贫乏。
“人才”，这挂在嘴上几十年的名词，并不生疏。但是，只有在商品经济冲击大西北社会生活的今天，大家才突然感觉到了它的新意。
“富裕”和“贫困”——双重的挑战
“富裕”和“贫困”，这一对互相矛盾的词汇，同时向大西北挑战，折磨着大西北人，使他们日夜不安。
陕西人夸陕西，说：北有黑煤，南有黄金，关中是棵“白菜心”。
宁夏人说：塞上江南，五颜六色，盛产红（枸杞）、黄（甘草）、蓝（贺兰石）、白（滩羊皮）、黑（发菜）。
甘肃人不服气，说：莫高窟、白兰瓜，河西走廊、刘家峡。66种矿产中，25种储藏量居全国前5名；镍、铂储量为全国之冠。
青海人也有话说：草原碧绿湖水蓝，柴达木里尽是盐。这里的盐，可供全国10亿人吃1万年；铺条路，从地球可以通到月球。
新疆人可以毫不夸口地说：南昆仑，北祁连，脚踩一片大油田；哈密瓜、葡萄干，走遍全国的羊肉串……
没错！打开中国的地图，哪里的资源能与大西北相比！
可是，在大西北，只要你出去走一走，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却是“穷”。
青海每年吃掉国家补贴7个亿；甘肃吃掉5个亿；宁夏吃掉8个亿，还喊钱紧。陕西财政虽有好转，也为“钱”愁。1985年西北五省区工业总产值还不到上海市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全国固定资产原值平均每百元利润为12.4元，上海为40.9元，而西北五省区最高才8元！
一边是沉睡的“富裕”，一边是醒着的“贫困”！醒着的贫困折磨着大西北人，可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推醒那沉睡的“富裕”：人才匮乏啊！
50年代初以来，大批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开赴大西北，使西北五省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总数达110万。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数字。然而，细一算，并不乐观。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大都集中在城市、平原和大型骨干企业或科研单位。在广袤的草原，在浩瀚的荒漠，在边远的山区，技术人员却少得可怜。全宁夏共有高级工程师8名、高级农艺师9名，还不及内地一个大中型企业多；甘肃平均31万亩草原才有一名畜牧技术人员，而青海则平均155万亩草原才有一名！据预测，从现在到2000年，新疆共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超过50万人！
更叫人焦心的是：缺人人偏走。80年代初，沿海和内地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他们率先采取了一些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多年来卡得很死的人才管理体制，一旦松动放开，人才流动大有“决堤”之势。湖北襄樊，山东烟台、青岛以及江浙、南粤一带的企业和单位，纷纷以住房，高薪等手段，招揽、网罗西北的专业技术人员。为了吸引陕西人才，襄樊市专门盖了个专家楼，安置陕西来的科技人员，陕西人痛悔地说：“一江春水向东流，襄樊有个陕西楼”。沿海和内地有的地方更大胆，他们以不要户口、不要工资关系，不要组织行政关系招徕人才。陕西白河县中学，一次有20多名教师不辞而别，致使学校工作顿时瘫痪。据统计，1979年至1983年5年间，甘肃每年流失专业技术干部1000余名，而新疆则流失9964名！青海海西州50年代和60年代从内地来的大学生300多人，到1986年仅剩下11人！
“孔雀东南飞”。这才是大西北真正的危机，也是大西北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
以战略目光看“人才”
一说到“人才匮乏”，甘肃省的一些老干部就感到愧疚。60年代初，中央曾打算把石油学院等几个大学放到甘肃办。在征求省上意见时，一些负责同志连连摇头，说：现在肚子还填不饱哩，再办个大学，甘肃粮食就更紧张了，算了！算了！如今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
反思使人清醒。领导机关开始意识到：人才与智力的开发，是发展大西北的战略关键。各省的人才管理、人才交流机构，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他们组织专门力量，调查人才的现状和问题：
甘肃陇西有的农村，为了应付上边检查，宁愿每天花两块钱，雇人替孩子进校坐板凳、装样子，也不愿让孩子真正上学读书；天水市的乡镇企业，几年来，垮掉的全部是文盲、半文盲当厂长的厂子。
宁夏农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每增加一年，可使农户人均收入提高10元，而全区农牧业人口的55％是文盲、半文盲，个别偏远县乡，文盲竟高达80％以上。
在青海，有的牧民宁愿让孩子当和尚，不愿让孩子上学堂。送孩子上学要靠抓“阄”。国家把救济款送入牧民手中，而牧民又转手把钱投入寺院。
在陕西，从榆林到神木，沿途100多公里的50多个山头上，遍布起新修的崭新庙宇。佳县白云山庙会，人最多时日达10万，焚烧的香、纸得用卡车拉，价值10万多元……
贫穷和愚昧是一对双胞胎。宁夏、陕西等省响亮地提出一个口号：“治穷治愚”。西北各省的决策者们开始冲破封闭保守的人才观。
形势逼着他们进口内，出潼关。各省区的领导纷纷坐火车，乘飞机到南方和沿海拜师“取经”，开化脑筋。他们发现，凡是经济发展的地区，都是重视教育和人才的文明之乡。拿江苏无锡县前州乡来说，先后花700万元办教育，并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430人，促使了全乡经济展翅腾飞。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4亿元，比青海省当年财政收入的3.2亿元还多8000多万！东部经济的发展擦亮了西北人的眼睛，使他们看到了人才的真正价值！
从开放搞活中找对策
“失才者穷，得才者富”。西北五省区的许多领导人从反思中明白了人才在治贫致富中的作用，开始采取一些重大对策。
对策之一：正确处理“蓄水”与“放水”的关系。用“蓄水”比喻收揽、保留人才，用“放水”比喻人才流动，这是个生动确切的比喻。可是如何处理这“蓄”与“放”，却大有学问。
甘肃省人事局副局长程有清说：“人本来是活的，但旧的人事管理制度，却管人如同管物，把人管死了。”
宁夏人才与智力开发专题调查组的同志认为，过去总讲人才要“扎根宁夏”，其实是“从一而终”，固守一职、一地、一岗位，是静止封闭的观念，结果“根子”总是扎不实。
那么，如何对待人才的去留？对“孔雀东南飞”是限制、不准，还是开个口子？
人才似水。于是在西北五省区领导层引起了“蓄”与“放”之争。主张“蓄”的人说，西北雨水少，还要把这点雨水放走，会造成连锁反应；主张“放”的人说，只要要求合理，就应该放行，“放”是为了“蓄”，敢放水，才能蓄住水；如果一来西北就定了终身，反而会使想来者望而却步。
“放”是为了“蓄”，是一个高明的思想。流水不腐。开闸放水，让人才流动，虽有人才流出去，自有人才流进来。
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说：有些地区和单位长期把人才窝在那里，不好。与其“屯才成朽”，何如“出材为栋”？打开门户，让愿意走的人痛痛快快地走。这些同志即使调离陕西，吃了多年陕西的粮，也不会忘记陕西的情，多一条横向联系的线，总强过多一条纵向裂开的缝。
门户打开了，原先担心“入不敷出”的人放心了。1984年，甘肃出进人数基本“收支平衡”，略有节余。1985年，调入人数竟比调出的人数多出1000名，那些害怕到西北后“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人，不怕了。来去“自由”，能发挥才能就干，不能发挥才能就走，开始在西北一些地区出现。甘肃省省长贾志杰高兴地对记者说：“前两年是‘孔雀东南飞’，这两年是‘五里一徘徊’，有些‘孔雀’掉头又飞回来了！”
对策之二：为人才创造一种施展抱负、成功事业的环境和条件。开始，西北各省区为了争得人才，纷纷制订了一些向上浮动工资、解决家属“农转非”、增加住房和福利等措施。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凡是真正的人才，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不斤斤计较物质待遇，而是想立志成就一番事业，在与艰苦的搏斗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单单营造一个“安乐窝”，并不足以留住和引来人才，更重要的是要给人才创造工作条件和施展抱负的机会。近几年，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勒紧裤腰带，挤出资金为知识分子和教师改善工作条件。仅甘肃每年就拨出50万元专款，建立省知识分子工作基金，每年还拨出300万元用以购置试验仪器和引进技术设备。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由于近年来不断改善工作环境，调动了知识分子积极性，9年中共取得科研成果922项，大批知识分子越干越起劲，成了棒打不走、矢志不移的“老西北”。
对策之三：引水上“山”，借水浇“田”，挖掘人才潜力，开展智力交流。这种办法不要求你调进来，也不必安家落户；可以短期借调，也可以单项任务聘借；既不改变人才隶属关系，又能把智力贡献给大西北。在青海，不少濒临倒闭的中小企业，从上海、浙江、北京等地聘借技术人员，定期到高原城镇兼职，很快使这些难以为继的企业起死回生。陕西宝鸡县，近年来先后与全国33个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攀亲结友，使这个县乡镇企业收入年均递增48％，有15个乡镇企业收入超千万元。
这种办法牵扯面小，来去自由，时间不限，机动灵活，大大吸引了智力的向西流动。近两年来，西北五省区之间也普遍采取借调兼职，技术承包，对口支援，技术咨询等形式进行智力引进和交流。在新疆，有上万名专业技术人员走出厂校院所大门，活跃在天山南北，开发各种科技项目上千个。西安人才集聚，从1984年到1986年先后从各科研单位和大型军工企业，借聘、借调万余名技术人员到乡镇企业兼职，使全市乡镇企业产值由1984年的8.6亿元，增加到1985年的16.7亿元；1986年又增加到23.28亿元！西安市市长袁正中说，智力一旦出城下乡，好象甘露遍洒在久旱龟裂的土地上，促使农村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的繁荣。
人才，成为各级决策者、企业家、商品生产经营者关注的中心，成为西北各行各业一个热门话题。西北各省区领导人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达求才的渴望，鼓励各地贤才到西北来大显身手。有些党政领导还率领“招贤引才团”到北京、上海等地一些大学，向青年学生展示本省的宏伟远景，呼吁他们毕业后报名到西北来。西北的各大学，近年来毕业生供不应求，社会各界纷纷盯着可由学校自行分配的20％的名额。这几年，西安交通大学每年毕业1500多名学生，自行分配300名，而每年来要人的单位竟有1600多个。于是，招募人才的竞争活动在各大学校园里展开：有的单位带着录像带来宣传自己的优势和事业的前景以吸引人才；有的单位通过同乡、熟人请求校方给以照顾；有的甚至答应给学校盖教学楼或解决学校用煤用气困难来换取人才。有些省市还开辟了人才智力市场和劳务市场，交易之活跃，受到关注之热烈，前所未有。西安市人才智力市场开业的头3天，市场内外人如潮，车如流，到市场登记要求交流、引进的专业技术人员就达4000多人，登记参加“星期日工程师”活动的就有179人，要求应聘的“五大”毕业生和职业高中毕业生达到4100多人。
求才的热浪，拍打着大西北古老的土地；富饶而贫困的大西北从沉睡中已经惊醒，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人才——大西北的希望
大西北需要人才，人才也需要大西北；人才给大西北带来希望，大西北也为人才带来成功的希望。
不错，西北是艰苦的，虽说“西出阳关故人多”，终究不如内地繁华。但是，开拓者自有创业的自豪和成功的喜悦。自50年代初以来，一批批有识之士，怀着开发大西北的热切愿望，在戈壁沙漠，在雪山荒原，在沼泽草地安营扎寨，他们在艰苦中成就了伟大的事业。艰难，其实是一种机会。它曾成全过多少有志向的人；大西北，这富饶的荒漠，同样造就了今天一批有作为的人才。
我国盐湖化学的创始人之一张彭熹，就是在大西北的盐湖荒原上，以30多年的青春为代价，打开了盐湖的奥秘。他大学毕业后，本来分在中科院北京地质研究所工作，但他却毅然奔赴了“柴达木”。30年过去了，他在“没有绿色的地方”，献出了青春岁月，却在艰难中成就了一番事业，填补了一项项科学空白。他编写的《野外地质素描》一书受到地质工作者的欢迎；他的专著《柴达木盆地盐湖》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国内盐湖盆地的形成、发展、成盐、演化及成矿规律的著作。1984年，他荣获科学院首届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去年又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这位中国“盐湖之父”回顾自己的一生深有感触地说：“不是我发现了盐湖，而是盐湖发现了我。”
萋萋的野草是大西北荒凉的象征。但它却给有志之士提供了发明创造的机会。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振声，在西北创业30多年，他从黄土高原上蓬蓬勃勃的野草中发现了生命力的强大和旺盛。他决心把野草的生长优势，引进到小麦身上，让小麦抗旱、抗病、抗倒伏，在大西北的严酷自然环境里获得丰产。经过20多年的研究，他和课题组的同志们一起，终于培育出了远缘杂交小麦“小偃六号”的新品种。到1985年，已推广播种面积2460万亩，为国家增产粮食12亿多斤，增加产值2.2亿元。
一大批象张彭熹、李振声这样的科学家，在艰难崎岖的道路上攀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大西北艰苦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质资源，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施展，使他们人生的价值得到升华。
近年来，西北五省区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60多名专家，90％以上是50年代和60年代从内地沿海来西北工作的知识分子。去年和今年公布的两个全国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的第一名，不仅出在西北的陕西省，而且出自50年代来西北工作的专家教授之手。不是说在内地不能成就事业，但那里毕竟是人才过分聚集，竞争激烈；而人才奇缺的大西北，却充满着机会。这片广阔的土地，正渴望着生长出更多的栋梁之材。
大西北在呼唤人才。新的一代有志者，听到了这种神圣的召唤。他们踏着父辈的脚印，向大西北走来了。据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年有4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赴青海工作。1985年，自愿到新疆去工作的大学生已达2500人。在甘肃，今年夏天受到表彰的96名大学生，一半以上都是近年来从内地到甘肃工作的！率先报名到青海格尔木工作的北京大学团委书记、1985年应届毕业生刘晓峰，由于工作出色，现已擢升为该市市长。
一股潜在的人才热流，正缓缓的沿着陇海、兰新铁路线，沿着丝绸之路的千年古道，撞击着大西北！
在这里，新一代有志者的事业，必将超过他们的父辈！
（参加本文采写的记者有孟西安、张述圣、曾坤、黄翊明、景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