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黔川军弄浪潮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入黔川军弄浪潮
本报记者　罗自苏　胡跃平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农村兴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隐形于九州方圆的农业劳动力亮了底。人们始惊后叹：有限的耕地怎容得下如此多的劳动力。四川省社会劳动力管理局最近匡算出：全川有农村劳动力4418万，其中剩余劳动力为2304万，尚待转移的1136万。绝非耸人听闻，到1995年，四川耕地将减少到9242万亩，对劳动力的容纳量为2053万，占届时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7.5％。
怎么办？有使命感的人们都在思索这一无从回避的问题。
搞劳务有很大潜力，人员流动首先从农村开始。
贵州省劳动局陈琼华副处长告诉记者：近几年，四川农民入黔打工者累计约50万人。1986年春节前，大批川农集聚贵阳火车站要乘车回乡过年。鉴于春运紧张，当地曾发专列送客。在老百姓看来，专列当年用于运兵，“川军”一词便风行起来。
1987年9月23日，贵阳城秋雨纷纷。记者到火车站访问“川军”。在一大门紧闭的商店前，房檐下一溜9个补鞋摊。殷勤的男女摊主一色的“民用军装”。接过递来的马扎、大伙儿海谈。
“出门多久了？”
四川广安县37岁的刘汉绪答：“农闲出门，农忙回家。过去跑西安，近年到贵阳。”
“在家多好，干吗四处奔波？”
“嗨！在家固然好，就是缺钱花。闲在家里吃白饭不如出门来找钱。”
“能找多少？”
“除自己花的，每月至少汇40元回家。就母亲、妻儿三人，称盐打油哪用得完？买点化肥置点家当，存钱盖新房。”
刘汉绪等属于“川军”的散兵游勇。他们中有三五结伴的，也有独行侠。多半投亲靠友、借地生财。他们或收破铜烂铁、废书旧报或搞铝锅换底、补鞋修伞，木瓦泥石各显其能，“川军”渗透到社会的犄角旮旯。
眼下贵州境内到底有多少“川军”兵马，很难精确统计。但在只有70多万人口的贵阳市区，外来劳动力有16万，“川军”占50％以上。贵阳人很惊奇，在光溜溜的马路上偏“川军”能拣金拾银。贵阳市去年的工资投放额为9亿元，“川军”在贵阳市通过邮政局汇回四川的就有1.4亿元。
四川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就地消化受限制的情况下，向外省区转移，势头之猛，给人以启迪：“川军”全无城镇户口，不吃商品粮，但他们的收入来源已从两亩地上转移到城镇市场。近几年，贵阳城内因“川军”到来应运而生的饭馆、客栈如雨后春笋，它们又收回了“川军”裹袋里一半的钱。这无疑是一个良性的“连锁反应”。
不是四川人的冲击，是商品经济的冲击，竞争意识的冲击。
“川军入黔”使贵州上下最为震动的莫过于这一事实：每年有五亿多元钱被外地劳力赚走、有两亿多公斤粮食被外地劳力吃掉。人们在暗中思索、比较，为何独“川军”能赚？
去年，贵阳市内的南明河有约4000米的河段要疏浚掏挖。枯水季节正值隆冬，在没膝深的烂泥里干活自然十分艰苦。据贵阳市劳动局的观察，整个工程下河干活的达22万人次，但当地人顶多占千分之几。这活“川军”包了。
今年，贵阳至安顺的公路要拓宽改造，全长百余公里的公路穿越两个县。这对沿线市县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个打工的机会。然而，承包施工的基本上又是“川军”。
贵阳花溪区燕楼有个煤村，有200名“川军”在这里的数孔煤窑挖煤；贵阳市区16家煤店有450名“川军”，几乎包下了全市的煤饼加工和运送；贵阳市内4大浴室里水汽蒸腾，有40名“川军”淌着大汗在替人擦背。
天上没见掉过馅饼，做工不能不苦。“川军”风里雨里，还得小心对付当地的泼皮牛二。但他们的精神状态极好。他们有一个明确的观念：挣不到大钱就挣小钱，挣不到小钱就糊口。每月能有几十块钱邮回家，心里就感到满足。这，就是“川军”的商品经济意识和竞争精神。靠这个，他们在贵州站住了脚。先前“川军”初来，贵阳人对下苦力颇不屑一顾。小两口拌嘴，有时会突兀冒出一句：“嘿！把我当‘川军’打整！”如今，提起“川军”，便连声道：“厉害，厉害！”
今年，四川省建委又提出了新的工作重点，充实“川军”建筑队伍的技术力量，除在职培训外，在退休工程人员中招聘，并派出得力干部出外加强管理；改善后勤服务，解除“川军”的后顾之忧；建立健全在外的信息网络；定期慰问检查，关心保护“川军”的劳动合法利益。
四川的工作是出色的，体现了决策层的战略眼光和全社会的竞争意识。可以预见，在第一次“川军入黔”的浪潮之后，“川军”远征的目标，恐怕不只是贵州了。
一旦能动作用冲破了主观障碍，捷径就在脚下。
生活领域里，很多习惯势力约束着能动力。如：“家有二亩地，不往远处去”，“痛死不离床，饿死不离乡”，“肚皮吃得饱，不往山外跑”等等。1987年，贵州省内曾有两起劳务输出引人注目：2月，正安县向广东番禺输出300女工。出去不久便有人跑回来，目前只剩下100多人；6月，毕节地区向广东东莞县输出246名女工。截至9月21日，剩下82人。原因有多种，但主要的一条是眷恋故土。那么，留在广东的女工收入如何？最高月收入达300元。回家的宁肯不要这样高的收入。
当然令人欣喜的是情况也在发生变化，边远的黔南三都县的故事就很有意义。
三都，是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县约24万人，水族人占58.1％，世代居住在这里，很少有人出过山。今年4月，一个在旧社会被抓丁失踪30多年的水族人杨胜光，给家乡来信，说他如今在江苏常州工作，思念故乡的亲人。
杨胜光的一个外甥，30多岁的蒙商映便去常州寻亲。杨胜光将他介绍到一个采石场做工。一月下来，蒙商映做梦也没想到居然领到200多元钱。
蒙商映立即给家乡写信报喜。闻讯而去的又有7人。到8月底，其中有一人回到三都，将700多元拖欠款全数还清，又带了30多人赴常州。
黔南州劳务公司经理杨光厚说：“现在三都有280多人在常州搞水利、买卖、服务。有33人在常州搞环境卫生工作，干得很出色。往年西瓜上市，常州市瓜皮遍地；今年西瓜上市街道干干净净。水族人在常州被誉为‘城市美容师’。”
发达地区的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后，劳动力就需要填补。较落后地区的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这是普遍规律。全国劳务市场的潜力还大得很。自身的主观障碍一俟突破，脱贫致富的捷径就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