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纪实与纪实小说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小说纪实与纪实小说
李运抟
纪实小说近几年在文坛异军突起，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时期文学与时代、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新时期初始几年的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进程，反映了对历史进程的思考。从控诉“文革”之创痛，到反思更长时间跨度的历史变迁，继而转向关注新时代的变革，这一时期的小说从其与现实的关系而言，基本上可理解为“历史的小说”和“现实的小说”。
正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召唤，众多的小说才有着较重的写实成分。作家以朴素无华的形式诉说着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对历史与现实的严峻而逼真的描绘，均能说明当时的虚构性小说的纪实成分之厚重。诚然，文学对生活的反映形式与创造形态可以多样，或摹写或变形或象征不一，但这并不能否认新时期初始数年小说纪实的确凿事实。这从不少作家的创作谈中也可得到印证。当时小说即或“移花接木”、“改头换面”，即或“杂取”、“生发”，那实写原生人事的痕迹也时时见于字里行间。如果说小说纪实这种现象是由于当时历史与现实之特殊性作用于创作主体而导致，那么反过来这种普遍现象便构成了一段时期文学的一些根本特征：如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学贴近并参与生活，文学联系政治和经济，等等。用蒋子龙的一句话说就是“文学拥抱生活”。这种庄严的创作意念曾激励了多少作家呵！
无可否认，随着海禁渐开和文学自身的逐步深入，新时期文学创作日益走向艺术的多元局面，对艺术表现形式的追索也日见热忱。一大批探索小说（如意识流的、荒诞的、重象征隐喻的、重语言情绪化的等等）的推出，给新时期文坛带来了生气与繁荣。然而与此同时，文学的“贵族气味”和“阳春白雪”的趋向也在出现。有些小说甚至有故弄艺术玄虚和唯美主义之嫌。纯文学期刊销量的锐减和广大读者对文学热度的降低，致使不少作家评论家忧心忡忡。不管怎么说，文学逃避现实绕道矛盾的风气在滋生蔓延。
也正是在这种时候，纪实小说开始出现了。倘若说刘亚洲写《李大维的故事》时或许并不是出于文学脱离生活而欲反拨的创作意念，那么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以及尔后的一大批纪实作品的创作则是有此自觉了。在讨论纪实小说何以能应运而生并发展迅速时，出现了种种说法。有的说是受到美国和苏联的新闻小说与实录文学的影响；有的认为是因为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受到种种掣肘的缘故；还有人则以为不过是多元创作现象中的一种艺术创新而已。这种种解释应该说都有一定道理。但撇开纷繁表象，我以为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出于对当时文学脱离现实生活之趋向的自觉反拨，同时表现出是对新时期前阶段小说纪实的复归和新的发展。我们只要略为回顾一下，就能感到不少作家再次呼唤文学干预生活、拥抱现实的声音犹在耳边。对于纪实小说的作者们来说，他们在似乎更艺术更唯美的一片浪潮中反璞归真，而采以朴素无华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生活，与其说是艺术形式的着意探新，毋宁说是为着更贴近生活与逼近矛盾。我们不难发现，热衷纪实小说创作的作家，恰恰是些现实感、社会责任感相当强烈的作家，如刘亚洲、蒋子龙、刘心武、梁晓声、王蒙和冯骥才等等；以纪实小说步入文坛的一批文学新人也是如此。其中蒋子龙和梁晓声的纪实小说创作似乎尤能说明这点。前者始以其“改革小说”饮誉文坛，其作品以贴近生活摹写现实的审美特征见长；后者始以“知青小说”获得成功，其作品自传因素明显。这两位热切拥抱生活的作家后来均以极大热忱进行纪实小说创作，不但能说明纪实小说的兴盛是由文学逼近生活的意念所致，且能说明由小说纪实到纪实小说的沿革关系。我们还可以指出一种国别间的现象：在美国，纪实小说的创作多由新闻记者担当，确实主要表现了新闻艺术的开放与拓展；而在中国，纪实小说创作几乎全由文学界的小说家们来完成。如果说这似乎表现了文学艺术向新闻、历史和社会学领域的拓展，究其实质就是文学向生活的逼近和文学民众化通俗化之创作意念的显现。
如前所说，新时期初始阶段小说纪实的普遍现象，证实了文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和当时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纪实小说的发展，则可视为是于特殊时期（或说时机）向小说纪实的复归和发展。由小说纪实到纪实小说这样一条发展脉络，我以为从一个侧面映现了新时期十年文学的某些特征，说明新时期文学相当部分是属于贴近生活联系现实的文学，概括说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我不太赞同如今有人将现实主义创作过度泛化的理解），并显现了其现实主义思潮、流派（有别于创作方法）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鲜明的逻辑联系。而这种现象与趋势，是由作家、评论界和不可或缺的一般广大读者来共同构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