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的改革方法论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石家庄的改革方法论
刘志生
“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有步骤地推广石家庄等地的经验……”，赵紫阳同志在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石家庄市物资体制改革做出这样的肯定。
石家庄，作为一个大城市，经济改革的路子是怎么走过来的？有什么可供借鉴的地方？
对“撞击”及时“反射”
素有“燕晋咽喉，南北通衢”之称的石家庄，远离沿海，没有开放城市的优势和特殊政策，这样的内陆城市，经济改革该如何起步？
以“联产承包”为主要特征的农村改革“撞击”了城市，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启示：在农村安了家的
“包”先生，能不能来城里落户？
1984年春天，石家庄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在对农村和实行承包经营的城市企业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后，决定引“包”字进城、进企业，广泛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马胜利自荐承包造纸厂，开创了竞争承包的先例，造成了一种“太平官”难当的气氛，“撞击”了旧的干部制度和人事制度。对此，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及时做出“反射”，下放了干部管理权限，同时，逐步把竞争机制引进承包，通过自荐、群体、招聘、选聘等各种形式的承包，涌现了张佑斌、桂书礼、彭战果、崔志才、赵藏虎、郎宝祥等一批企业家。为追求最佳经济效益，1984年6月，以张兴让为厂长的市第一塑料厂在全市第一个提出：打破行业、地区界限，联合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搞东方塑料联合公司。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联合公司，横向联合健康发展，当年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74％。
如果说，推行承包经营，石家庄市领导当的是伯乐，不是“失、空、斩”的孔明，那么，推动横向联合，他们当的是穿针引线的“红娘”，而不是乱点鸳鸯谱的“乔太守”。
国家体改委调查后得出结论：石家庄市紧紧抓住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由点到面，由细胞到整体，由单项到综合，进行“撞击反射式”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讲，就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原动力，去撞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的反作用，又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逐步理顺经济体制中的各种关系，形成整个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虚实结合　抓好突破
没有观念上的突破，就不会有改革的起步和实际工作上的突破。过去，人们对什么是商品理解得很狭窄，认为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石家庄市有几百个工业企业，每年需要钢材12万吨，国家按计划调拨的不到5万吨，大部分靠企业自身解决，可按旧的章程又根本解决不了。1984年春天，石家庄市召集有各地钢厂和物资供应部门600多人参加的物资调剂会，会开了五六天，可一吨钢材也没买到。因为按上边有关议价钢材不能高于平价20％的规定，货主根本不卖，超过了这个价格，石家庄市物资部门又不敢买，即使买了也不敢往外卖。另外，企业的主管部门把握着物资分配大权，层层设库，搞二次中转，加重了企业负担，还造成了物资的积压和浪费。
石家庄市决定对旧的物资供应体制进行改革，建立生产资料市场。
不过好事多磨。
物资改革涉及十几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条条上的“红头文件”，各条条上的规定放在一起又互相“顶牛”，因此，研究建立物资市场的办公会上，众说纷纭：
“物资改革只对物资部门一家有利，对企业没好处，应当废止。”
“条条上没文件，弄不了。”……
不破除“照章办事最保险，改革变通有风险”的旧观念，物资供应体制改革就难以进行。
做过多年物资、财政、物价工作的市长王葆华，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列摆旧物资体制的六大弊病，共同分析了这样的事实：
市粮食机械厂生产需用椴木，他们卖了50立方米松木，想串换一下，可工商部门说违反政策，追查了几个月。厂子需要的物资局没有，指标不要就作废，买了不能用又不能卖，只能烂掉，货到地头死。这样的“绳索”如不破除，企业怎么受得了？
王葆华说：“不利于改革的规定要坚决改过来。如果事事都按旧的规定办，还要什么改革？往后，凡是不利于开放市场、搞活企业的，各家都要变通过来，责任由我负，撤职先撤我。”
在市领导的带动下，计划、物价、财政、税务、工商等综合部门和各主管局主动向企业放权，为建立物资市场开“绿灯”。
物资部门的干部职工主动自找麻烦，搞好服务。在全市范围内建立的金属材料等7个专业交易中心、7个交易商场和169个供应网点，同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500多个生产资料基地、单位和部门结成联合体，各种物资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供市内外、省内外千家万户自由选购。在这里，多年的照收照发、坐等成交的经营方式和官商作风打掉了，变成了下厂下乡、送货上门、代客装车、代办托运、拆整售零等多种服务，方便了企业，支持了生产。过去，人们称物资局是“维持会”，现在夸他们为“二传手”。
用变通促改革
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旧的一套不适应，一下子全部改掉又不行的情况下，政策上搞“变通”，突破那些已经过时的、不符合实际情况、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条条和规定，使“合理不合法”的问题得到解决，实属必要。
石家庄是个纺织基地，年纺织能力5.6亿米，印染能力不到一半。1985年，投资2700万元的第四印染厂建成，却因没有流动资金投不了产。厂长心急如火，找到市里有关部门，得到的结果都是一句话：“没钱。”他来到市工商银行，答复也是：没有自有流动资金，一律不贷。
一个靠建设银行贷款扶植起来的新厂，上哪里去找几百万元的自有流动资金？没办法，厂长只好三天两头往银行跑，终于把工业信贷科科长孙廷香的铁石心肠打动了。这个解放初期就进银行门的“老信贷”，心里思虑着：“银行的制度，铁路的规章，都是不可随意更动的。但是上头制订的政策，又不可能考虑的那么具体。要是不区分实际情况‘一刀切’下去，可能切在屁股上，也可能切在脑袋上。我们的责任不是一刀把企业切死，而是想法帮助搞活。”他找到主管行长，谈了向第四印染厂贷款的想法，行长同意，市政府、市经委领导也支持。后来，经市财政局承诺，工商银行向第四印染厂提供流动资金贷款513万元，使这个新建厂如旱苗得雨，各项经济指标节节上升。今年头7个月实现利润189万元，比去年全年还多79万元，7月份的一级品率超过了部颁标准。
石家庄工商银行的这一变通做法，得到了上级肯定，他们自己也总结经验，对新建扩建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做了“可发给特种贷款”、“特种贷款的资金来源，主要由专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解决”等新规定。
石家庄市4年改革，先后制订88个政策性文件，搞了1330条变通措施，其中有放权搞活的办法，也有控制、管理的规定，既搞活了经济，又使基建规模、银行信贷、消费基金得到了合理控制。
“敢”字和科学结合
石家庄市搞“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坚持“两敢”精神：对改革中的新事物，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并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领导敢于大胆支持；对不符合改革的大方向，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做法，敢于及时制止。
他们支持农民进城兴办商店、旅馆、饭店、电影院、游乐园、游泳池，却反对行政机关做买卖，搞交易。他们制止党政机关办商业，早于上级提出制止之时。
改革者遇到的工作曲折和心理压力，市领导同样遇到了。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缺乏法律保证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改革道路上，他们也有过顾虑，有过苦恼，也考虑过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但他们清楚，要改革，没有“敢”字当头是不行的。1986年6月，正当一些改革者“中箭落马”之际，市委、市政府召开有8000名干部参加的大会，会上，市委书记贾然宣布了支持、保护改革的七条决定。
对8000人大会宣布的“七条”，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予以肯定。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听说了，予以赞扬。
当然，如果没有理论根据、没有事实根据，光敢也不行。石家庄市委、市政府领导成员把全面领会中央和省委精神，摸清下情，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制订政策、指导思想和行动的依据。市委常委每周都用半天时间学习理论，经常听取专家报告，带着经济改革中的问题实际调查研究，自己动手写经济理论文章，市里每年都召开几次经济改革研讨会。改革4年，石家庄市出版了《工业企业经营学》、《城市经济改革问答》、《城市功能问题研究》、《企业经营机制研讨》、《搞活大企业初探》、《横向联合的实践与认识》、《流通新体制初探》、《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之路》等十几本书。领导带头学理论，研究经济，促进了改革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改革路上方向更明，信心更足，嗅觉更灵。
一个全国知名的改革者发出这样的感叹：“改革中，市委、市政府领导不是在上头当婆婆管你，而是在你工作出现失误时替你担担子，指方向；不是在前头挡道，挑剔、训斥，而是想在前，走在前，给搞改革的人撑腰打气；不是在后头指手划脚，而是把权放给你，你在前边干，他在后边帮，你出成绩，他担责任。正因如此，石家庄的改革才始终是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