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凡生活中深入掘进——读陈世旭的《马车》及其它新作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在平凡生活中深入掘进
——读陈世旭的《马车》及其它新作
舒信波
青年作家陈世旭曾以他的《小镇上的将军》、《惊涛》等力作赢得读者，受到文学界的关注和赞誉。同时，也有些好心的同行和读者，对他的思维、审美和艺术表现手法定势表示忧虑，期待着他创新突破。
1987年，他先后发表了《马车》、《三十辐共一毂》、《校长·教授·助教和红房子》一组描写大学校园生活的短篇小说，读后令人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新鲜感。
几篇新作，转换了题材领域，从小镇走向都城，从市井伸展到高等学府。题材本身，并不决定作品的价值。但容易落套的题材，在陈世旭的笔下令人耳目一新。显然，几篇作品是在重复着“人生、人性的探索”这一无穷尽的主题，然而，作家描绘的却是一个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里别具特色的真实生命，使我们领略到作家独特的审美感受与审美体验。在艺术构思和人物塑造中，作者不再雕章琢句、刻意为之，而着意创造出一种整体情绪，理念朦胧中显出开阔深远，悲剧色调里浸透着炽烈明净。
不少人认为《马车》抓住了当前知识界评职称所引起的矛盾热点，提出了一个为许多人所关心的社会问题。然而这种理解，有悖于作家的初衷和作品所反映的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不错，评职称构成了小说的骨架，而支撑这个骨架的不是评职称本身的矛盾纠葛，而是血肉丰满的人物的心灵和精神的痼疾。作品没有像一般社会问题小说那样，注重揭示矛盾，抨击弊端，察事明理，而是围绕四个人物的际遇、精神寄托、感情纠葛，对社会历史道德进行评判。
《马车》描写了四个不同历史年代、不同生活经历、不同个性的知识分子。他们身处改革的年代，参加专业技术职称的改革，但由于社会历史的沉疴和自身传统道德的羁绊，面对这场改革如梦方醒，开始追求自身的价值而失去平衡。作品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意识和当代意识纵横交织的氛围中，反映了四个不同层次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重负。主持职改工作的老教授公伯骞，20来岁就受聘教授，曾是一位雄心勃勃地想要建构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学者，动乱年代他的理想被捣得支离破碎。晚年他受命校学衔委员会副主任，面对三位“嫡出门生”，在“二桃三士”的格局中，陷入困境，难以举措，以至酿成姚长安的悲剧。进入天命之年的范正宇，是一位固守“安贫乐道”、“随遇而安”儒家信条的知识分子。时局的变化促使他观念上起了变化，这一回他认真起来了，“君子固穷，可以视富贵如浮云，但面子总不能不要”。为了竞争副教授职称，他不惜将姚长安十分需要的资料锁在箱底，在学术报告会上，对肖牧夫的“新观念”嗤之以鼻，对姚长安受到赞赏占了上风感到不安。姚长安猝然中风而逝，他同情自疚，在那份不肯借给的资料上写下了这样一幅挽联：“四十华年一弦一柱谦谦君子竟长去才祚难偕外得己也，九千文字百学百教草草劳人今安在文德犹存有由来哉”，表现了这个人物的复杂、伤感和醒悟的心情。潜心学问，不省政治的姚长安，平日对政治毫无兴趣，但由于生活困顿，对工资独具敏感，当听到职称与工资挂钩时，决心决一雌雄。学术报告会一反“口吃”的生理现象，深得师生欣赏，但正当成功之际，突然中风，送进了医院。临咽气前校长告诉他定为副教授，然而，此刻他需要的只是水，其它的对他来说已完全失去价值。工农兵大学生肖牧夫是一个具有当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顽强地表现自己，追求自身的价值。他是在姚长安搀出教室的忙乱中走上讲台的，尽管他宏篇高论，雄辩滔滔，新调叠出，可听者越来越少。面对这种场面，他感到茫然，他所需要的不是职称本身，而是要让人承认他存在的价值。
以上就是这一组知识分子的在社会世相中的心理世相。读罢这篇小说，正如《小说选刊》的“编后”所言，一股“品咂不出的滋味久久不散”，难以“一般道德水准臧否人物”。确乎，对这篇作品主题的多义实难一语道破。然而，它也绝非是一首晦涩难解的朦胧诗。作品通过范正宇的女儿——一个现代型的青年发出了这样的嘲笑：“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不会有什么希望，你们不能自救。”这话虽然尖刻偏颇，言之过甚，然而，社会轻视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身上儒家道学的垢积和只追求自身价值而不承认别人价值的“当代意识”，不能不是造成知识分子虚伪的谦恭、葸缩和无行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精神心理原因，社会和知识分子本身如果不能从历史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必然影响知识分子价值的发挥，阻碍社会历史的前进。在《校长·教授·助教和红房子》、《三十辐共一毂》中，也反映了同一性质的问题。东方大学校长董敦颐满腔踌躇，要把东大变成“东方哈佛”，但苦于无法改变知识分子的境遇；彭佳佩教授在总务处长面前是那样的诚惶诚恐；助教丁东只有在对房管员撒了“野”，才得到了仓库一角的住房；教授楼的“红房子”变成了“处长楼”；一位大学生，当妻子与他商量是否出卖原属他们爱情的见证的一辆破自行车时，是那样瞻前顾后，寻找种种可笑的理由，以慰藉道德感情的自我完善。这几篇作品虽然充满着忧患意识和悲剧色彩，调子过于暗冷，但作家对生活是忠诚的，基调是乐观明朗的。它蕴含着对改革的呼唤，也呼唤着改造社会必须同时改造人的本身，进行人格的变革。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和精神风格影响着历史、现实和未来。那种“安贫乐道”或为“一己之私”低层次的人格依附，必须在当代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中向“自主自律”独立人格转化。
陈世旭的笔触是面对时代生活潮流的，他的作品以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并对人物作文化意识的思考见著。作品能否达到一个深的层次，关键在于作家对生活的认识与把握能否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有了这一高度，就会具有纵观大地沉浮、山川流向、风云际会的胸怀与胆识、气势和才情，就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胸装全局，尺幅千里，就可以纵横捭阖，笔走春秋。《马车》等作品，对生活虽尚不能说已到高屋建瓴，但却也不是在浅滩上漫步。作者一反以往直抒胸臆的构思方式和欲扬先抑、始出意外、终览无余的表现方法，着意提炼深邃的思想内涵，在平凡中开掘不平凡，写出了生活原态之美。作品沿用了许多儒家经典语言，与人物心理交织契合，相得益彰，不但没有陈腐之感，倒收到了“情理为文、秀气成采”的艺术效果。
还有一点可喜的是，如今一些作家热心现代派的笔法，而陈世旭却致力于吸取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并与当代意识融合，注意塑造能够体现自己的美学思想和时代精神的文学形象，为当代生活留下了动人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