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马齐喑到百家争鸣——记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从万马齐喑到百家争鸣
——记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
胡国枢
“五四”前夕北京大学的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教育改革成功的范例，也是古老中国向科学、民主迈进的新起点。
北大的改革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它的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一个封建习气严重，万马齐喑的旧式学堂，转变成为百家争鸣、学术空气浓厚，欣欣向荣的高等学府。改革带来了广大师生觉悟的提高，使北大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早期基地。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是戊戌变法新政之一。但是囿于当时的环境，仍然类似旧式书院。它虽培养过一些人才，而其主要部分为仕学院，专招进士、举人出身的七品京官入学。校内官僚习气浓厚，有的学生带听差上课，起居由跟班服侍，抽大烟，打麻雀，逛妓院，吃花酒，一片乌烟瘴气。辛亥革命运动以后，有过一些转变，可是不久随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猖獗，在北大又沉渣泛起，出现了复古倒退的逆流。有识之士得不到重用，正气不能发扬，封建主义一家独鸣，学术空气十分稀薄。等待新任校长蔡元培的，就是这样一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
蔡元培（1868—1940）是一位民主主义教育家，当过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又长期在德、法等国留学，受过近代科学的洗礼，思想解放，头脑清醒，胸襟开阔，目光远大，颇有一股整顿北大、改革教育的热劲。校长的政治素质、文化修养与思想水准，为北大改革准备了一个极好的条件。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走马上任。校工们听说新任校长来了，早在大门口一字儿排列，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蔡元培一反以往校长看不起工友的惯例，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大家深深鞠躬回礼。这不仅显示出这位大学者平等待人的风度，更重要的是向全校发出了一个讯号：蔡元培要用民主精神改造北大。
北大改革经过了两年时间，使封闭的、沉闷的、落后的旧北大，变得虎虎有生气了。靠的是什么呢？除了采取许多具体措施，诸如充实师资、调整科系、革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建立民主管理制度等等以外，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抓住了繁荣学术的根本，注重整个学校的学术气氛的改善，提出了学术“思想自由”、各派“兼容并包”（《我在教育界的经验》）的原则，为学术的发展与教学进步排除了思想障碍。
蔡元培认为，旧式书院的“媛媛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的章法早已落后于时代了，新型大学应该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研究高深学问”的最高学府（《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他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既是对当时学校死气沉沉、教学质量低下的状况的挑战，又是为把北大办成他理想中的最高学府跨出的决定性一步。他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种学派并存，不仅无害，而且相辅相成，促进学术的发展。他援引欧美大学为例，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他认为“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取长补短，优胜劣败，繁荣学术，推进科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年学生提高独立思考、辨别是非的能力。
实践证明，蔡元培这些想法与做法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推行这个原则大大地调动了北大广大师生研究学问、钻研科学的积极性，出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各派并存，百家争鸣，出现了各种学术观点竞相发展、争丽斗艳的生动局面。“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章，又与胡适之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之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讲堂上更是生动活泼，提倡白话文与维护文言文的唱对台戏，宣传唯物论的与主张唯心论的辩论不休。于是，在北大三院礼堂里，胡适用从美国带来的学术观点、方法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北大二院礼堂里，却是国学渊博深厚的梁漱溟在大发宏论。他们二人的课又都排在星期六下午，让学生自己去选择。在文字学上，黄侃是旧派，钱玄同是新派，两人观点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各讲各的。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黄侃也在讲课，黄正摇头晃脑地高声大批钱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毫不在乎别人批评的钱玄同，你讲你的“之乎者也”，我却依然理直气壮地讲我的“的了吗呢”！
二、校内学术社团林立，报刊如雨后春笋，活跃了学术空气，锻炼了青年才智，使全校各个角落洋溢着浓厚的好学上进之风。师生员工建立的学术团体有：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雄辩会、数理学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技击会、音乐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国故月刊社等等。同学们自办的报纸、刊物，更是琳琅满目，极一时之盛。
三、使年青学者得以在北大站稳脚跟，在学术上日益显露头角，为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在旧社会，青年成才是很难的，青年有了才干，出头更是阻力重重。而在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却成了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专家的渊薮、有志青年成长的摇篮。以主编《新青年》杂志著名的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激进民主主义者而后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的李大钊担任图书馆长，兼经济系、历史系教授。文科有新思想的教师有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杨昌济、马叙伦、陈垣、周豫才（鲁迅）、周启明、朱希祖等；理科方面有夏元瑮、李仲揆（李四光）、颜任光、翁文灏、丁巽甫、王抚五、任鸿隽、李书华、钟观光等。工科学长温宗禹，法科学长王建祖，教授马寅初、陶孟和、周鲠生等，都是年青有为学有专长的学者。北大师资队伍文科尤强，叹为观止。没有改革，好些人根本进不了北大，进去了也站不住。不是蔡元培这顶大保护伞，怎能抵挡校内外旧势力的攻讦、刁难，象陈独秀、李大钊在当时能那样毫无顾忌地宣传新思想，也是不可想象的。而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也是与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期的锻炼活动有一定联系的。据1918年末的统计，全校教授的平均年龄只三十多岁，二十几岁的青年教授就有十多名。如刘半农只27岁，徐宝璜只25岁，刘文典、胡适都只28岁。
通过改革、整顿，到1919年北大已风气大变，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新建的红楼校舍已经落成，学校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学生多达1980人，其中研究生148人，成为文理并重、门类较全的全国最大的大学。由于它的规模宏大、人才济济、学术空气活跃，因而对全国教育界的影响与日俱增。它的成就是当时进步舆论所公认的。正如1919年4月13日《每周评论》所指出的那样：“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残清腐败，始扫地以尽。其所罗致延引者，皆新世界有学之士，与循引私谊有如官场者，迥然不同。故数年以来，成绩粲然。海内之略有知识者，翕然向往之。而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举世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可见，北大成为五四爱国运动发祥地，实在不是偶然的。虽然，这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改革时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