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价值取向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文学的价值取向
於可训
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有时候会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发生疑问，萌发一种重新探究的浓厚兴趣。比如在文学界，“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什么作用？”这些似乎早就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常常被人们煞有介事地提出来，以至于引起热烈的争论，俨然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又发现了一片新的绿洲。其实，这就是观念变革的先导。就上述问题而言，前者带有文学本体论的性质，后者则涉及到文学的价值观念的变化。
近年来，颇不乏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长期以来，文学的作用是被我们人为地放大了。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毁国，这在那个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的年代，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又何止是那个年代，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立言”为“三不朽”之一。不过，过分地夸大了文学的作用，是将文学放在炭火上炙烤，其结果，大半也因此而毁了这文学。历史不乏其例。
我同意让文学这个吹大了的糖人儿回到它自身的位置，以便科学地确定它的功用和价值。但是，近几年来关于文学的价值观念的重新思考，还不尽在于此。它的最直接的动因，似乎还是文学自身形态的演变和分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所奉行的文学价值观念，实际上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质，以这种价值尺度来衡量，为我们所提倡的就仅仅是一种直接为现实服务的文学（“写中心”是它的极端形式），而与这种价值取向相乖的其他各种文学形态，则有意无意地要受到排斥和抵制。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和审美、娱乐作用，能够贯彻的实际上仅仅限于前两种，所谓“寓教于乐”，它的实践意义不过是将“审美”和“娱乐”作为“认识”和“教育”的手段和工具，并没有、事实上也不准备给予文学的审美作用和娱乐作用以独立的价值形式和地位。
近十年来文学自身的发展和分化，出现了被人们称之为多极多元的格局和态势。与此同时，文学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相应的波动和变化。以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带有某种古典主义色彩的“通俗文学”而论，虽然它的基本主题不过是惩恶扬善、多情重义，所讲述的也无非是些新奇怪异之事，而且形式亦绝少创新和变化。但是正是这种以民族的传统道德为背景，以人类普遍的好奇心为创造的动力，建立在群众的审美惯性之上的“通俗文学”，在实际的文化消费活动中，却给人们带来了轻松的休息和娱乐。因此，积极健康的“通俗文学”无疑是对长期以来过分单一的文学的价值功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调节和补充。与此相对的是，种种新的文学实验和探索，则十分注重寻找新的观念和形式。虽然这些实验和探索往往与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密切相联，因而在总体上也带有一种“反传统”的色彩和倾向，但是，正因为它们是以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独创”的方式，在表达一种新的人生意识和体验，因而就不可能像“通俗文学”那样，通过强化群众的审美习惯和趣味，以巩固旧有的生活信条和艺术戒规，而是力图打破它们，以便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上，对这一切进行新的哲学思考和艺术建构。这又往往要与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观念和艺术模式相悖离；实验探索性文学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多的争论，尤其是在文学形式的结构、功能等等问题上，大半是因为它自身的价值取向的这种“离异”和变化。而近十年来的实验探索性文学，又似乎是基于一种新的理解，在实践中，把艺术形式的审美作用，提到了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上。
不可否认，现阶段中国仍然需要一种迫近现实的文学，以“反映”人民群众从事社会变革的历史活动，并力求达到史诗的深度和规模。这种性质的文学，就其价值取向而言，显然又有别于上述两种文学的价值追求，即它虽然不拒绝艺术的实验和探索，但又往往把这种实验和探索控制在对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的调整和更新的范围内。同样，它也不排斥古典的艺术传统和某种意义上的“通俗化”，但又不一般地因袭传统观念和既有的艺术模式，而是力求对生活和艺术有新的发现和创造。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说，这种性质的文学较之上述两种文学形态，其价值取向都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新时期文学正因为存在着这些各不相同的价值追求，因而作为体现这些价值存在的物化形态，各种“风味”的艺术作品，才显得如此摇曳多姿，丰富多采。
现在的问题是，文学既要从先前的那种“漫天喊价”的状况下挣脱出来，又要在它稳稳地落到地上之后，充分地尊重它所应该有的主体价值和各自独立的价值追求。文学的价值固然需要一种质的量度，但在度量各种文学的质的时候，又不可重操大一统的价值砝码和尺度。但是，常见的情形却是，当着我们需要某种文学的时候，就往往无视他种文学的价值存在，或当我们需要指出某种文学的弊端的时候，却持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尺度。这样，创作、批评或它们之间的互相挤兑和攻伐，仍然是来自大一统的价值观念的执拗要求。这自然要影响文学的个性发展和整体的繁荣程度。有鉴于此，在文学艺术生产中，不妨也引进一点市场调节机制，因为在文学产品的流通领域，还有广大消费者的价值选择和需求，他们会如丹纳所说，以一种“压力”不断矫正文学的价值取向，并在他们所乐于接受的诸多方向上，“迫使”文学的价值功能发挥到尽可能完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