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荒者的坎坷——记李龙城探索开发治理黄土高原的遭遇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拓荒者的坎坷
——记李龙城探索开发治理黄土高原的遭遇
本报记者　蒋涵箴
山西雁北日报1984年2月21日发表头条新闻：“山西省农机研究所工程师李龙城利用工作之便贪占挥霍科研经费2.3万多元。”
山西日报1984年3月4日头版以同样内容报道了以上新闻。
此时山西省科协正在编辑出版《山西省科技人才简介》，李龙城是省农机局推荐的人才之一，“重大经济问题”的消息报道，使得一位准备作为正面宣传报道的人才一瞬间变成了“万字号”的“贪污犯”。
1986年3月31日，山西日报发表省整党办公室的文章，标题是《李龙城工程师的问题已经澄清落实，原说‘经济大案’不是事实》。
1987年2月17日，山西日报一版发表长篇通讯，报道李龙城的先进事迹，李龙城又从“贪污犯”变成了先进人物。
这就是李龙城近几年来的几落几起。其实我所接触的李龙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他默默无闻地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贫穷落后、多灾多难的黄土丘陵山区。他的事迹也许不像英年早逝的蒋筑英、罗健夫那样感人肺腑。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受到了诬告，在停职审查两年多的时间内，放弃了不少能调离山西的机会，而每天晚上伏案写作，把他历年在工作中所积累的资料写成了一篇又一篇的综合开发治理黄土高原的论文，总计100多万字。他在准备坐牢的同时，对党的信念始终如一，至今仍在不断追求之中……
一对年轻大学毕业生在黄土丘陵区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岗位，他们辛勤耕耘五年，改变了王家沟的面貌，一场动乱却破坏了这一切
1961年，晋西北正在闹灾荒，穷山沟里日子困苦，百姓挨饿。这时上级分来了一对大学毕业生，男的是上海人，女的是北京人。这对城里人看上去与当地的老乡截然不同，小伙子挺帅气，姑娘又有点娇气，可他俩对农机具都很内行，大到拖拉机，小到各式小农具都会摆弄，可是跑了好几个县都说：“我们不需要大学生”。是啊，那年景，多一口人就多一张嘴巴，谁还肯接受从大老远跑来的陌生人。
李龙城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第一志愿考上了北京农机学院；韩亚珠从北京师大女附中毕业，也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北京农机学院。这两名京沪两地一流重点中学毕业的优秀学生，高考时都没有填北大、复旦。他们抱有五十年代青年特有的理想、抱负：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中国落后的农业一定要走机械化道路。共同的理想把他俩结合在一起。
这对大学毕业生到处求人：“请收下我们吧！”后来汾阳拖拉机站总算把他俩收下了。站里把他们当作壮劳力使，男的当拖拉机驾驶员，女的修拖拉机。这对年轻人在与农民朝夕相处中，见到黄土丘陵山区农村笨重的劳动工具，广种薄收的经营方式，日益加快的水土流失，无不感到痛心。一种责任感驱使他俩准备承担更加艰巨的工作，去征服大自然，揭开黄土高原的奥秘，寻找一条征服它的路子。
1964年，夫妻俩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岗位，参加山西省山地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后被派到吕梁山区离石县王家沟搞山区建设。研究点包括这对夫妻共有8名年轻的科技人员，点设在王家沟的三间破窑洞里，他们把旧窑洞的陈年污尘打扫干净，李龙城特意找来白灰，在门口刷上“以山为家”四个大字。从此，这三间窑洞成了向农民传授科普知识、组织工具改革、进行科学试验的中心。
从那时起，他俩拚命地工作，广泛地吸取各方面的知识，从思想感情到生活起居都经历着难以置信的艰苦磨练。李龙城每天背着塔尺、经纬水准仪和测绘图板，腰间挂上2斤8两糠炒面，顺着吕梁山区的山川河流，徒步深入贫困山村勘察地形，规划引水渠道。夏天冒着炎热酷暑、烈日当头的暴晒，每天负重步行七八十里，脚底磨出了水泡，肩臂晒脱了皮，练成了一身能耐热的本领。冬天，他常常顶着凛冽的寒风凌晨出征日落归，四肢关节痛似针扎，又把自己锻炼得具有抗寒的本领。一个江南水乡长大的小伙子，几年之内变成了道地的“山西老乡”。
研究组的辛勤劳动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和农民一起挖泉砌渠，垒堰蓄水，开沟引灌，使4万多亩农田在干旱季节可以分批得到适时浇灌。当看到哗哗流水倾注农田，长出茂盛的庄稼，年轻夫妻忘记了长期吃不到大米、白面的艰难生活。只要科研能出成果，他俩感到吃糠炒面、啃老咸菜也是值得的。
不幸的是“文革”期间极左路线的干扰，武斗、派性的影响，以及嚣张一时的批判“唯生产力论”，5年辛勤劳动在当地砌筑的渠道，建成的泵站，因无人问津，管理不善，惨遭破坏，李龙城也被调到大寨去工作。
在雁北地区再次拚搏十年，综合治理黄土高原，成绩卓著，一场人祸又降临了
王家沟的点虽然破坏了，可是李龙城对山区治理建设有了更深层次的考虑。长期的山区生活迫使他思索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山区工作的实践锻炼提高了他的工作能力和科研水平。他想：我在王家沟搞的机械化修筑梯田和山区机械化试点，速度快，效果好，但不能推广。因为它没有使农、林、牧、水、机协调起来。尔后，我又先后九次被派到大寨搞机械设计试验，虽然各项试验都有一些成绩，却都是在各级财政支援下搞起来的，其它地方能推广吗？
他在等待机会，进行综合开发治理黄土高原的试点示范工作。1972年，在全国农业主管部门和省农机局支持下，选择了雁北地区左云县小京庄乡上泥河村等四个村做试点。此刻李龙城三十多岁，知识积累日趋于丰富，精力旺盛，他准备吸取以前的教训，拚搏10年做出成绩来。
他广泛搜集、研究史料。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农田制，到唐宋元明历代伐树垦荒，找到水土流失的根源；他多次到汾阳、孝义等县考察现存的600年前的古老梯田和坝基，学习古人的经验；他到甘肃、陕西和省水利水保系统向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取经学习；他翻译了大量的国外有关整坡面、修建台地等技术资料，吸取其中精华；他不仅搞机械设计，还钻研了农林牧各类学科。白天他和群众一起劳动，指挥施工，晚上绘图、设计，整理资料。太原家里，韩亚珠到外地出差，孩子无人管，北京弟弟那儿母亲病危……一切都顾不上了。
1978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晚上，李龙城在太原听到广播说，西伯利亚一股寒流进入左云，最低温度到零下25摄氏度，预计停留一周时间。当时，李龙城正在研究破冻土机的有关性能，这是难得的试验机会。他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原平农机修造厂，加工试验件。第四天背着刚加工出来的试件北上。然而，当他在金沙滩火车站下车后，没料到提前拍去的电报因大雪封路，邮路中断，小京庄试验站未能如约派车来接。而这里离试验现场还有一百多里路，他还背着一百多斤重的试件、仪器、资料。他向顺路的马车师傅求援，搭了70里路，最后30里坡路，已无人可求，只能凭着自己强壮的身体爬行。第5天凌晨2时，李龙城赶到试验现场，马上组织试验。试验进行了26个小时，他一直没有离开现场。当他伏在冰上观测、记录时，机齿入地时冒出的火花和冰屑，像刀扎一样地刺在他脸上。强烈的工作欲望，成功的喜悦，几乎使他忘记了这是卧在零下25摄氏度的冰层上。他不怕冷、不怕累，就怕失去试验机会，人们都说他是“铁打的汉子”。
10年苦斗，小京庄发生了巨变。这里用机械修建了1800亩地，组织综合开发试验，使农林牧水机同步发展，水土流失得到了治理，贫困面貌显著改变。从卫星照片上显示放大，可以看到这块土地由黄变绿了。
仅4万元投资使上泥河村荒凉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这一成果引起了有关专家和领导的重视。李龙城的论文在刊物上发表了，主管部门连续在试点召开了6次现场会。1982年，日本派来的农业技术考察团参观了试验点，称赞那里的经验为中国治理开发黄土高原找到了一条新路子。
李龙城工作做出了成绩，倒霉的事就降临了。1984年初，他从甘肃出差回来就接到了“停止工作，交代问题”的通知。有人诬告李龙城的试点经济问题严重，地区领导未经认真核实就拍板定案，并见诸报端。这样，李龙城就成了重大经济案的“主犯”。
长期生活在山区农村，使李龙城在某些方面变得像山里农民一样老实、憨厚，他以为报上一点名，只能“当屈死鬼”。当时已经是1984年了，他也不知道去请个律师。他想：“哪座坟里没有‘屈死鬼’！”唯一的准备就是坐牢，个人也没啥好牵挂的，最让他不放心的是试点站的工作，他心中明白，一旦自己完蛋，这个试点站也就垮了，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给有关方面领导写了三封信，内容都是交待未完成的工作及下一步试点工作的建议和设想。查账、审查是持久战，他不能扔下自己的事业。趁此机会，他把二十多年来积累的资料翻出来，分门别类，归纳整理。一杯茶、一支烟，天天熬夜。关于治理黄土高原的论文一篇篇地写出来。随着论文的发表，他感到自己对黄土高原的认识比以前更清楚了。写到兴奋之处，他常常自言自语：“即使我去坐牢，这些材料留给后人也是有用的。”
在这期间，宁夏调他去工作，条件很优惠，他拒绝了。他的一位亲戚在海外的公司要在北京设一个办事机构，让他去负责，常住北京饭店，物质条件更不待说，他也不去。此时，他的大儿子已成人了，跺着脚对父亲说：“爸爸，您真蠢，20多年来您不仅把自己耽误了，也把我们耽误了。您只顾下乡干您的工作，从来也没有顾过我们，现在您落得如此下场，还不赶快离开山西。”当爸爸的听了是有点内疚，两个儿子都是聪明的，父母没有尽到责任，都没能让他俩进大学深造。然而理智战胜了内疚，他对儿子说：“你们年纪还轻，想学习还是有机会的，至于爸爸，有自己的岗位，有自己的理想。”
经过1080天的审查，在省领导、省科协和省农机局的关怀下，李龙城的问题搞清了，报上又给他平了反，可是小京庄的那个点由于发生了“经济大案”，主要负责人被审查，也就散伙了，土地分给了农民，生产资料也散失了。
五十岁的李龙城又踏上了征服黄土高原的新征途，这是他退休前最后拚搏的十年，但愿他取得成功
王家沟的点在“文革”中受到破坏，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整个中国都在遭殃，然而小京庄的点被搞散，完全可以避免。虽然李龙城本人的问题已做了结论，可是他感到万分惋惜，常常感叹地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我还有多长时间好干啊！”
报纸上经常报道一些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由于健康的原因，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还有一些中年知识分子病魔缠身仍是坚持工作……人们往往为他们惋惜，舆论界也呼吁：关心中年知识分子，甚至提出要抢救中年知识分子。可是一些领导同志则忽略了对健康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爱护、关心。李龙城如果过早地累死、病死在黄土高原上，他不仅不会成为“贪污分子”，也许人们会在追悼会上痛哭流涕，缅怀他生前的先进事迹。可是这个李龙城是那么生龙活虎，一顿饭能吃下一大盘猪头肉、七八两主食、二两白酒，还要添上几个大土豆。能吃能喝就成了李龙城“贪污挥霍”的“根据”。
李龙城说：“雁北地区冬季长，天气寒冷，我们整天在野外作业，不让大家喝些烧酒（当然我也喝了），怎能顶得住零下25摄氏度的严寒！冬天没有皮大衣，更是没法度过的，我给大家买了皮大衣，结果却说成是我贪污挥霍。”
李龙城的“经济案件”在报上发表后，熟悉他的老乡、干部看了都不相信，省里的领导同志亲笔写信慰问他，老乡都来看望他。报上登了李龙城以权谋私的一张清单：胡麻油285斤，计款383元；山药蛋2560斤，计款128元；旅行袋23个，计229元；菜刀四把，计27元2角……试点站开过6次现场会，超支的会议接待费，也都算在李龙城的账上，结果他成了“万字号的贪污犯”。人们说，李龙城能把285斤油带回家去？能用得了23个旅行袋？他要4把菜刀干嘛？明白人一看都知道，这都是维持试点站工作的必要开支，不吃不喝让人怎么工作？就算吃喝，那个穷地方至多也就拌些凉粉、土豆，打开几个罐头。
李龙城长时期在贫困地区工作，有着一种能吃苦耐劳的特殊本领。在艰难的日子里，他曾连续吃8个月糠炒面不叫苦，他和老乡睡在一个炕上，照样呼呼入睡。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又会尽量改善一下生活，例如回到家里就上街打酒买菜，自己动手炒上几个上海风味的小菜，自得其乐一番。这几年，他年年都能拿千元左右稿费。他说：“我的稿费都吃在肚子里了，我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不吃挺不住，例如人参，每年冬天都要买，随时带在身上，自我感觉不好时，就嚼嚼人参。”也幸亏他有一副功能健全的肠胃，还有“美食家”的食欲，他才能有强壮的身体。如今他虽然已满50岁，仍是身强力壮，头发乌黑，白天干活赶路，晚上照样熬夜写作，精力胜过一般的年轻人。
如果我们国家50岁的中年知识分子都能像李龙城那样能干活、能吃喝、能吃苦，健健康康，结结实实，那正是我们的幸运。不少地方的领导同志不正是在创造各种条件，让科技人员住得好一些，生活得好一些，吃得好一些，尽量给予人、物、财力支持，让他们为本地区的四化建设多作贡献吗？
今天，李龙城又踏上了新的征途，由他主持成立了山西省农业工程技术开发中心。为了防止1984年的事件重演，他正在聘请法律顾问。他带领一批年轻人重新来到左云县和右玉县，进行开发治理黄土高原的总体经济开发研究试点工作。这又是一个新的10年规划，也是他退休前最后拚搏的10年。出征之前，他又写了入党申请书。他对记者说：“随着政治体制的改革，过去的事情大概不会再重演了，祝我成功吧。我一定会做出成绩来！”
治理黄土高原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千万不要被我们这一代人耽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