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办学自主权真正交给学校——高校改革再思考之三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把办学自主权真正交给学校
——高校改革再思考之三
本报记者　萧关根
凡是搞改革，几乎都要扩大基层的自主权。农村改革是这样，城市经济改革是这样，教育改革也不例外。因为我国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不仅表现为行政、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团体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领导机关，还表现为基层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
给学校自主权叫了八九年，可校长们都在抱怨没有自主权
无论什么事，第一个提出来的人和单位，都会引起注意和议论。1979年12月6日，记者报道了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和华东师范大学（当时为上海师大）校长刘佛年的呼吁：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这件事立即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大学校长们普遍赞同，认为是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而主管部门却提出了别的看法。
重读9年前的报道，你会看到，当年4位大学负责人的呼吁，只是希望上级主管部门不要管得太多，说得太死，要放手，相信他们是有能力办好学校并办出特色来的。今天，4个人都已退居二线，但他们都在继续关心着大学改革的事。如果再请4位现任校长来谈高校自主权的问题，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在教育纳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大学要直接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情况下，事事听上级安排，怎么参加竞争？再说，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学校要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院）长没有自主权，他就负不了责。教育改革要深入，扩大学校自主权的问题就更迫不及待。
大学有没有自主权？记者接触过的校长都承认，现在大学的自主权比过去大多了，但是又很不够，学校还没有主动地去适应社会需要的权利。华东师大校长袁运开告诉记者，他们办一个新的专业，还得要主管部门批，即使是夜大学的专业也是这样。他还说，学校这几年通过科技服务，有了收入，这些钱怎么用，校长还不能完全作主。另有一位学校负责人说，学校造房子，怎么设计、门朝哪里开这样的问题，有时上面还要干预。同济大学名誉校长李国豪最近在接受《上海高教研究》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教育行政部门规定太多，统得太多，校长很少有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余地。不需要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校长，什么人都可当，照办就是了。”记者有一次去复旦大学，想请谢希德校长谈谈自主权问题。校办主任答应转告我的要求。第二次去复旦时，他告诉我：谢校长的意思，不想多谈这个问题，现在学校没有自主权，教育主管部门的权也不大，例如，最重要的劳动人事权和财权就不在他们手里。谢校长的话是有道理的，同时又使我产生了一个问题：给学校自主权叫了八九年，国家教委已同意从8个方面放权，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有明确的规定，而校长们还在抱怨放权不落实，即使有了权也用不上，这是什么原因？
放权没有法律依据，今天给了明天可以收回，这个部门同意了那个部门可以不认账
上海教育界人士初步分析，没有法律效力和部门之间互相掣肘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有文件规定，但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今天给了权明天可以收回，这个部门同意下放的权力，另一个部门可以不认账。总之，没有法律依据，学校的自主权就没有保障。大家还认为，权放不下来，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集权过多的体制没有变。过去，许多学校搞的管理改革，只是对学校内部的权力进行了再分配，还没有触动整个教育管理体制以及与教育有关的其它体制。所以，要使高校改革深入开展，就应从进一步给学校自主权方面思考问题，提出办法。
去年年初，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上海市教育发展战略课题组在一份报告中提出，“要使学校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这是他们回顾9年教育改革后得出的深化改革的设想。报告的主要执笔者之一谈松华说：“凡是办学需要的权限全部给学校。这样，学校就可以在政府教育部门的宏观管理和社会需求的导向作用下，充分发挥自身的活力和潜力，办出自己的特色，取得良好的效益。”据介绍，学校成为办学实体后，能具有主动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机制，具体讲是3个方面的机制：动力机制，学校具有按社会需要培养人才的动力；约束机制，学校有纠正不合理行为的自我约束能力；调节机制，有对社会需求变化做出灵敏反应的能力。
调整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所有权与办学权分开
要使学校变成具有自主办学机制的实体，就要调整学校与政府、学校与社会及学校内部的关系。就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来说，应做到校、政分开，或者叫做所有权与办学权分开。政府教育部门通过立法、经费、指导性计划等手段，对学校进行决策指导、检查评价和协调服务，其它行政部门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统统交给学校自己来办。这样，一方面可使政府教育部门跳出事务主义，减少官僚主义；一方面加重学校领导的责任，使他们能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