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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半地的思考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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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8-02-01
第2版(经济)
专栏:

  一亩半地的思考
北京日报记者 李守仲 范三成
多少年来,对于我们这个居世界人口之最的泱泱大国来说,头号要紧的事,莫过于吃饱饭了。然而,以往这只不过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经历了9年前无古人的改革,10亿人口的绝大多数过上了温饱生活。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生活迈进。
当此“芸芸苍生俱饱暖”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冷静,粮食并不是多得不得了,困难还没有彻底解决。当前食品消费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需要引起人们的思考。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计算:人的嘴张开后平均4平方厘米大小,如果10亿人的嘴都张开,相当于北京紫竹院公园大小的一张饼就报销了。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许多年来,人们陶醉于此。然而,我国仅有世界耕地总量的1/14,人均占有耕地1.5亩左右,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4.4亩)的1/3;相当于美国的1/7,印度的2/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有限的耕地,每年还因各种情况的占用而大量减少。近8年,全国减少耕地3800多万亩,比日本全国耕地的一半还多。
人口在不断增加,土地资源有限,10亿多人,每个人吃、穿等大都要从这一亩半地里出,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应当认真思考一下我们这块土地的负荷能力。1986年我国粮食总产量3900亿公斤,人均占有370公斤;肉类总产量221亿公斤,人均占有19.94公斤;禽蛋总产量55.5亿公斤,人均占有5.24公斤;奶类总产量33.29亿公斤,人均占有3.14公斤……这些,就是我们10亿多人在一年内用以维持生计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目前,我国土地的产出能力,特别是人均农畜产品的占有量,不要说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与世界平均水平比也有相当一段距离。以1985年为例,我国人均肉类占有量为16.6公斤,鲜蛋5公斤,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42%和21%。然而,中国的“土地爷”目前只能向我们奉献这么多了。
了解到我们这样一种国情,那么如何合理地安排我们的膳食,食品的消费量怎样才算适度,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了。可事实却很有些令人担忧的地方。
一位记者调查发现:北京有一级餐馆百余家,平均每家每天要出一整缸“高级泔水”,约重100公斤。仅此,每天就有上万公斤鸡鸭鱼肉被倒掉……
局部的浪费现象这样严重,那么,总的生活情况如何?
在广大农村,这几年农民一直在改善主食,增加副食,吃细粮比重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增加;肉、禽、蛋每年增加的速度达到10%;更为可观的是,啤酒、高级食品和营养品以40%、50%以至100%以上的特高速度增加。在比较富裕的地区,到老乡家里,招待你的便饭里少不了肉和蛋,碰上好客的更免不了要喝上几盅。10年前,这对很多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向往。我国10亿人口,8亿在农村,农民食品结构的变化,对整个食品消费趋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再看看城市,据北京市统计局对居民户的抽样调查:1986年城市居民人均吃粮124.2公斤,比1983年的141.05公斤下降12%,比1978年的182.7公斤下降33%;相反,所吃肉、奶、蛋、鱼、糕点、糖果、酒类、豆制品等副食品耗粮却在增加。1978年这几项人均耗原粮399.75公斤,1986年增到469.8公斤。将主食与副食耗粮合计起来,1986年北京城市居民月收入110元以上的每人耗原粮达到625公斤。这一水平和某些中等发达国家差不多。数字再次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如今很多城里人的“吃喝”水平已是今非昔比了,午餐、晚餐,不少人家要上两三个菜。
最近一次我国城乡营养调查表明,尽管人均日摄入蛋白质67克,低于70克的国际人均营养标准,但人均日摄入的热量为10.39724兆焦耳(2485大卡),超过了10.0416兆焦耳(2400大卡)的国际标准。北京1984年调查城市居民每天摄入的热量为11.21312兆焦耳(2680大卡),蛋白质80克,两项都超过了国际标准。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要不断改善,这是正常的。可是如果人们的需求与欲望超出了我国人均占一亩半耕地的供给能力,消费结构和消费度是否合理,就值得研究了。
上述问题的出现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从社会历史上讲,中国人多少辈子吃糠咽菜,给饿怕了。现实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补贴政策不完备。多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可口粮的价格却没怎么上调。近几年又用增加补贴的办法来供给人们吃动物性食品。国家每年用于粮食、肉、蛋、鱼等方面的财政补贴数字十分惊人。仅以北京为例:1986年全市实销计划供应粮10亿公斤左右,仅差价补贴,财政上就拿出1.5亿多元。肉、蛋、禽、鱼几项副食品的补贴,全市1986年高达3.15亿元,其中仅猪肉就补贴1.19亿元,每上市1公斤,国家就要补贴0.72元,这真是个沉重的负担!谁吃得多,变相占有的补贴就多,人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消费经济学家认为: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抓住时机,扩大消费领域,完善补贴政策,加之其它措施,就可能把食品消费引入正常轨道。
把食品消费确定在科学、合理的水平上,使其更加适合我国国情,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改变狭窄的消费商品结构,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北京大学经济系刘方域教授等赞同这种做法。城市居民住房、交通、医疗等项支出,主要通过福利形式由国家支付,他们所增加的货币收入被缩小到吃、穿、用这样一个狭窄的商品结构中,结果进一步刺激了某些食品消费的相对超前。
有步骤地调整对城市居民低价供应粮食和对动物性食品普遍实行补贴的政策——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所副所长陈锡文认为,我国长期实行的对城市居民低价供应粮食和全民福利形式的动物性食品补贴政策,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种价格信号不能准确地反映资源缺乏的状况,扭曲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反馈。收购价格不涨,或者涨得很少,生产者不会致力于扩大生产。销售价格不涨,却可以刺激消费者消费。
抑制耗粮较多的各类酒的消费——酒类专家也认为这样做是应当的。生产1公斤烈性酒至少要3公斤以上的粮食,有的需要5公斤以上。现在销量猛增的啤酒,又叫“麦酒”,每生产4公斤啤酒要1公斤大麦。1986年全国生产413万吨啤酒,要消耗粮食100万吨,生产350万吨白酒至少要消耗1050万吨粮食,两项合计共耗粮1150万吨以上。我国1986年比1985年增产粮食1200多万吨,光喝酒一项,就把增产的粮食差不多给喝掉了。所以,让国人都像西方人那样敞开肚皮喝啤酒,显然是不适合我国国情的。
引导人们适当多吃一点猪肉以外的、饲料转换率较高的动物性食品,如鸡肉、鸡蛋、兔肉等——中国农科院粮食和经济作物发展研究组张存根认为,这样更合算一些。他算了一笔账:动物蛋白是由动物吃植物蛋白转化来的,猪增重1公斤至少要4公斤粮食;生产1公斤鸡蛋,要3.5公斤粮食;肉鸡增重1公斤要2到3公斤粮食就够了;兔子主要吃草,更省粮食。他说,除大力发展淡水养殖业外,还应当创造条件,开展远洋捕捞,增加不用喂养的海鱼的供应,这样可以少消耗一些粮食。
从长远看,有必要制定一些法规,运用各种手段控制目前社交、娱乐活动中出现的“重型宴会”,借以逐步改变人们大吃大喝大请客,以多为贵、以贵为荣的陋习。
改革是一场革命,在一定时期带给人们的不全是“幸福果”。它需要人们付出代价,有时甚至要做出一些牺牲。作为改革中需要人们共同思考的“一亩半地”这个问题,也是如此。现状虽然不容乐观,问题也不少,但是有全体人民努力,党和政府的领导,一定会开创出一个光明的前景。
科学家、战略家们已经绘制了2000年我国粮食生产的蓝图:总产5000亿公斤,人均400公斤。这与我国将要实现的小康生活水平是吻合的。而眼下,我们要寻求的是:在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努力使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特别是在食品消费方面,与我国农业资源的特点和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这条道路一定能找到。
总之,一要吃饱,二要吃得好一些,三不能很快就吃得太好,这就是结论。
(原载1988年1月13日、14日北京日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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