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厚土——访藏族作家益希丹增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厚土
——访藏族作家益希丹增
本报记者　高宁
古铜色的皮肤，棱角分明的面庞，强健魁梧的身躯，一看便知是位高原来客。中国作协工作会议的名单上写着：益希丹增、西藏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
他的发言引人注目，不仅因为那一口流利的汉话。一个多小时的小组发言中，他多次谴责去年10月在拉萨肇事的西藏分裂主义者，慷慨激昂，发自肺腑。我想：分裂主义者的行为，无疑大大伤害了这位中年作家的情感。
果然，接受我的采访时，益希丹增告诉说，他9岁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在北京念的中学、大学。1968年，他回自治区宣传部工作，1972年开始搞文学创作，但“文革”后才能发表作品，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
“你可算是党培养的作家。”不经意的，我嘴里溜出了一句“套话”。
他笑了：“作家可不是温室里能培养出来的，还要靠奋斗，靠艺术天赋。”他自信，这两条自己都不缺少。他出身农奴。中学毕业时，由于品学兼优，考取了人大新闻系；由于艺术和体育方面表现出来的才能，他又引起音乐学院、体育学院、空军飞行部队的兴趣。然而，他最终进了中央美术学院，不仅因为他具有绘画的天赋，在众多的考生中名列前茅，更因为国家需要研究西藏佛教美术的人才。他毕竟是党培养的，服从分配是他的信念。
“文革”扫荡了一切艺术，当然也剥夺了益希丹增从事佛教美术研究的可能。他潜入生活的深层，当西藏高原同祖国一起迎来文艺的春天时，郁积在胸中的诗意与激情喷涌而出，一发而不可收。诗歌、散文、小说……至今仅10年时间，他已发表了2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反映旧西藏农奴生活的《幸存的人》作为藏族当代第一部长篇小说，影响越过了有藏族人民居住的5个省区，越过了国界，向兄弟民族乃至海外展示了用现代意识观照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包括益希丹增在内的一代作家，正在西藏丰厚的民间文学和古代文学的传统之上，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新文学——摆脱长期的封建和宗教统治造成的麻木、愚蒙、保守、听天由命……我突然明白了：坐在我面前的益希丹增何以这样自尊、自信，甚而有些自负。谈到他这一代作家，益希丹增介绍说，“文革”前，西藏只有少数民间诗人和用藏语写作的作家。现在，则有了二十几个专业作家和100多个业余作家，其中多数是中青年。他们中有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有受过汉文化影响的藏人，也有仰慕西藏文化到高原寻找创作灵感的人。多种文化的碰撞、交融，扩大了作家的视野，改变着自己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不断开拓着宽广的创作天地。这也是新时期西藏文学进步的重要原因。当然，由于这些作家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西藏文学创作风格之多样、色彩之丰富、手法之奇崛，是内地少见的。益希丹增认为，对于多种多样的文学风格应取宽容态度。他说，评价文学作品，不应夹杂评判者对风格流派、形式技巧的好恶，而应看作品是否准确地表现了民族的个性、精神气质和理想。
但是，对一些热衷于展览西藏社会的某些落后风俗、赤裸裸地表现人的原欲的作品，益希丹增不以为然。他承认，他的民族由于长期受农奴制的统治，民族精神被压抑、扭曲，但这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西藏人民勤劳、勇敢、坚韧的民族本色。“拿我个人来说，我从不怕吃苦。我学过医，通读了多种医书；学过音乐，拉小提琴得过北京高校比赛第二名；搞体育，是国家二级运动员；搞文学创作，更是不惜牺牲一切。而这种精神，正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的民族给我的。”益希丹增再次袒露了他那不容侵犯的民族自尊和不可动摇的民族自信。
说到西藏文学在当地的影响，益希丹增颇为自得。他说，西藏文化落后，大部分藏民看不到报纸、电视、电影，文联、作协办的文艺刊物常常成了中小学生和群众的文化教科书。因而，在西藏，文学还担负着教育启蒙、开通民智的作用。他希望西藏文学事业能得到更大的支持，把文化的种子撒遍高原的每一寸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