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郑仲兵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不是一种泛泛的说教，而是具有深刻现实内容的战略思想。它反映了教育的社会职能在当代的新发展、新变化，强调了教育在我国改革、开放、经济振兴时期的特殊作用。
教育真的能够为“本”吗？人们也许要表示怀疑。且不说过去有人把教育看作是培养精神贵族的，认为越有知识就越会脱离劳动人民、灵魂就越肮脏的那一套；只说现在仍把教育看作是纯文化的，消费性的，陶冶人们精神、情操的，因而是服务于经济、服务于政治的，这样认识的人恐怕未必是个别的。至于把发展教育与发展经济割裂开来，认为发展经济是硬任务，发展教育是软任务，认为教育只有经过长时间才能对经济起作用，因而在建设中漠视教育的人，恐怕为数就更多了。如此种种认识的存在，说明一些同志还没有真正懂得教育在当代社会职能的发展和变化，没有懂得当代教育和经济的关系，而且也没有懂得教育的社会本质、教育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教育已成为对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产业
人类在社会中，为了生存和发展，就要教会下一代如何劳动和生活，于是产生了教育。可以说，自有了人类社会，人类就开始了教育；离开了教育，人类特有的劳动意识性、目的性、创造性，人类的智慧和能力，就不能得到继承、培育和开发；同样，社会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也不能延续和发展。“教育为本”正是对教育的社会本质作了一般历史的概括，反映了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的事实。
教育始终具有一定的社会生产的职能，在当代，它已明显地跻入经济范畴，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到了２０世纪下半期，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科学、知识、信息直接应用于生产过程而成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有革命意义的内容。这是当代生产力发展中新的质的飞跃，它引起了整个产业关系和经济生活的重大变革：过去主要以体力为基础的生产劳动，现在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知识、智力和管理。不仅脑力劳动者在全体劳动者中的比重逐步增加，而且体力劳动中的脑力劳动因素不断扩大，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一体化的新趋向。现在发达国家中，脑力劳动者的人数已超过全部就业人数的半数，一些高技术企业中，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二是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过去生产的资本主要是货币和物质生产资料，现在科学技术、知识、信息和人才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本质不能不有所变化，教育的社会经济职能也不能不愈趋突出。我们从经济发达的国家可以看到这样明显的事实，即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教育的发展，经济的开发越来越依赖于智力开发，教育投资越来越成为非常重要的生产投资，智力竞争成了经济竞争的焦点。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和西德重视教育，对两国经济的崛起起了关键的作用。其他着力发展教育的国家和地区，也都赢得了经济发展上的好处。
历史已显露出这样明显的趋势：当代由于新科学、高技术的崛起，触发了人类经济生活的重大变革。人的素质、创造精神、能力、文化和智慧，已经明显地成为决定生产发展的最强大的资源和力量，从而也成为社会进步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不难看到，当代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已明显地跻入了经济的范畴。教育不仅对于精神生产，而且对于物质生产，对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教育已经成为一项对社会全局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产业。
没有危机感，本身就是一种危机
发展教育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的发展对改革、开放，对实现现代化，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解放三十多年来，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来。在这种指导方针下，更不会树立起通过发展教育以促进科技、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致使我们错过一次又一次的机会，长期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认识到普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三大突出强调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实现现代化，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如何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当代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向和新特点出发去发展我们的生产力，这是一个必须予以正确回答的重大问题。
在这中间，把发展教育作为一项战略重点，无疑是我们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我们要冷静地看到，贫困、落后、不发达、农业人口占多数，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现实。因此，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就更显得重要了。
现在，教育改革之风正席卷着全世界。就连许多发达国家都痛感他们的教育不适应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美国和日本是世界公认的教育发达的国家。但是，１９８３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向政府和全国人民发出：“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严重警告，指出美国“一度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上的创造发明无异议地处于领先地位，现在正在被世界各国的竞争者赶上”，然而美国“社会的教育基础目前受到日益增长的庸庸碌碌的潮流的腐蚀，它威胁着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未来”。１９８５年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也大声疾呼：日本“教育出现了荒废”，存在着“划一性、僵死性、封闭性和非国际性等弊病”，致使“教育跟不上时代变化和社会的要求”。当代西方许多从战略上研究教育的专家，都把他们国家的教育说成是“昨天的事业”，都对他们的教育怀着深切的危机感。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我国的教育现状呢？是否也有危机感呢？应当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教育有长足的进步，但与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教育现状不仅严重不适应当代新科学、高技术发展的水平，而且也严重不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仅数量、质量不能满足需要，而且体制、结构也很不合理。我国教育体制和结构基本上是沿袭了西方３０—４０年代和苏联５０年代的一套。二次大战后，在１９５６年和８０年代世界范围内先后出现了两次教育大改革。但是，第一次，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错过了时机；第二次，我们虽然重视了，但我们的改革还只是刚刚起步。面对世界教育改革的声浪和我国改革、建设的洪流，我们没有理由没有危机感。没有危机感，就是没有现实感，没有责任感，这本身就是一种危机！
教育问题的症结在于领导和管理体制
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三年多来，教育事业虽然出现了一些新面貌，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弊端还远远没有革除，特别是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改革，还不能说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包括管理体制、教育指导思想、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考试、招生、分配等等方面的改革，都还没有深入下去。至于学校和其它教育机构在现代社会机制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与各部门各行业必要的社会联系和交换关系等问题，还基本上没有被提上改革的日程。所以，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其它社会改革日益深入的形势下，教育改革状况的相形见绌更加明显，教育的不适应问题，不仅没有缓解，而且颇有日益加剧之势。这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的现实。
当前教育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我认为在于领导和管理体制方面。
第一，在领导和管理体制上没有突破垂直的封闭系统，基本上是通过各级政府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实现对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的领导和管理。这种体制使教育依附于权力，无法按照它自身发展的规律去发展。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失去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与活力，无法成为独立的社会实体，从而也无法在现代社会中正常、充分地发挥其社会职能。这个问题不下大决心解决，教育体制改革是无法深化下去的。现在在一些改革、开放搞得比较好的地区，由企业集团或乡镇企业、群众团体集资筹建的学校，摆脱了垂直的直接管理的体制，婆婆少了，就办得有声有色。有的学校还试行董事会的领导和管理方式，使教育实体具有如企业那样的法人地位。这些改革的方向和经验都是值得重视的。
第二，教育机构，特别是学校在现代社会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确立，教学单位与社会各部门、各行各业之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有机的横向联系。加上各级党政领导中仍有不少同志视教育为单纯培养道德、精神、知识的“消费事业”，致使学校、其它教育机构同社会相互脱节，缺乏正常的交换关系，不能自然地从社会各方面吸取物质和精神力量。学校和其它教育机构并没有成为开放的体系，没有成为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生活休戚相关的战略发展的产业，发挥不了教育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第三，教育经费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发展（现在是后继乏人），影响教改和教育的发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需要国家增拨教育经费。应该认识到，任何一个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它的教育经费的比例，都要高于处于传统或经济发达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光靠国家大量地增加拨款来解决，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来看，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这里关键的仍然是体制问题。除了政府增加拨款外，还应当允许甚至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学校自谋出路，自筹办学资金，自求发展。给予这些地区或学校以特殊政策，允许他们先发展起来。应当从法律上规定，校办工厂盈利归校，允许他们自行调配；应当允许他们接受国内外的资助或以社会集资的形式建立基金会，鼓励企业集团及社会各方面力量设立教育基金会，等等。
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清醒地认识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的严重弊病，清醒地认识当代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变化，真正确立起“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战略指导思想，切实付诸行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