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了悔过自新的道路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选择了悔过自新的道路
天津市公安局十一分局科员 徐惠梁
当我初听到将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时候，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十二月二十日听了市长黄敬关于这个运动的动员报告的录音，更叫我沉不住气了。那天的天气虽然很冷，但是我越听越出汗。因为他在报告中对贪污分子的分析，每句话都打中了我内心的病根。
我今年三十六岁，从十九岁开始就做了伪警察，到天津解放时，我已够十四年的“老资格”。在这十四年中，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怎样为人民服务，只是白天黑夜盘算着怎样能发点财。当时我学会了一套贿上、欺下、勒索人民的方法。这套方法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都非常通用，因此我的职业始终很牢靠，并且由警察升为巡官，由巡官又升为局员。虽说巡官和局员的薪水都不高，可是，我有办法；贪污、舞弊、敲诈、勒索我都是得心应手。所以我整天过着大吃、大喝、狂赌的腐化堕落生活。那时，我一点也不觉得羞耻，反以为自己聪明、能干。
天津解放后，我被原薪留用。在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十一分局担任总务科科员、户政科科员。起初，我看见许多从农村里来的老干部生活都很艰苦，对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傻气”。后来我开始学习了一些革命的道理，才知道他们不是“傻气”，而是为了实现伟大的革命理想。我当时对这个理想还不了解，每想到自己一个月的薪金抵得上几个老干部的包干费时，就有些不放心。不放心的原因，是摸不清人民政府将来要怎样安排我这样的旧人员，饭碗能不能保住还不一定。所以我不得不偷偷地戒了酒、戒了赌。大概有半年多，我没敢再做贪赃枉法的事情。
可是，我并没有想把这十几年的老毛病根除，反把它当做宝贵的生活经验暂时保留起来，遇有机会或手头不富裕的时候，就想要用用它。先前还不敢做，后来我看饭碗保住了，领导同志对我很信任，又仗着自己的人情、地理熟悉，就想找机会试试。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们分局修缮房屋时，我故意给某私营营造厂许多方便，从中受了四袋面和二万元的贿赂。这一次我觉得做得很干净，事后上级也没有检查过，就暗暗得意。同年年底，我又明目张胆地向被管制分子赵某借了十七万元，始终未还。以后我的贼胆就逐渐大了起来，先后共单独贪污、受贿五次，和别人伙同做过六次。因为我在贪污事情上费的心思比较多，所以对某些留用的老同事们的贪污新闻也知道的不少，不过我们都是互相包庇，见面时只是会心一笑。
听完黄市长的报告，我好像“大难临头”，思想就折腾起来。碰巧第二天我们开科务会议的时候，王科长又宣布上级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从一月起增加薪金的决定，我每月可增加二十斤小米。这时候，我心里更加难过。我想：目前国家财政并不富裕，政府还这样关心我们的生活，真可说是无微不至了。可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谁呢？还是去向人民坦白自首吧！但又转念：以后不再犯了就是，坦白出来，受到处分，岂不是自找苦吃！
二十三日是星期天，我回到家里，吃完了午饭，看见自己的三个孩子偎着母亲有说有笑的情景，感到家里非常温暖，但心里也就更沉重。我老婆给我沏了一壶茶，我狂吸着旱烟叶，思想里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两条路好走。第一条是坦白自首，听候处理。第二条是换上便衣去找那个营造厂的老板和赵某，和他们订一个“攻守同盟条约”，谁也不检举谁。可是，我再一考虑：自己是个人民警察，换上便衣到一个被管制分子家里去，被熟人看见了，不是更弄巧成拙吗？即使这个“同盟条约”订立了，干部、市民、工商界都要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你能保证人家不觉悟、不检举？不行，不行，第二条路是条死路。
那么只有第一条路了。黄敬市长不是说“对于自动坦白的应从轻处理，罪大者减罪，罪小者经过批评教育后免罪”吗？我再想一想：过去每次游行的时候，群众看见我们的队伍，都高喊：“向人民警察致敬！”他们致敬的是什么呢，难道向我这样的贪污分子致敬吗？假若我是个市民，看见像我这样的人民警察中的败类，一定也要愤恨的。因此我又想今天自动坦白出来，人民肯饶恕我，减轻对我的处分，也免不了到习艺所（属于天津市人民法院监狱）里去劳动改造。我去改造以后，家庭生活费用谁负担呢？孩子的教育问题谁管呢？这时候我的气色大概有些反常，我老婆就问我：“你怎么啦？”我说“没什么”，可是心里那份难过就别提了。
我接着往更深一层想：过去领导干部对忠诚坦白交代问题的人都采取了宽大的政策。就是对自己吧，解放后，不但留用，而且还不断地耐心教育。自己辜负了领导上的苦心，不但贪污，而且到领导上号召坦白时还想掩饰，欺骗领导，真是对不住政府的宽大政策。如果一旦被检举出来，罪过更大。再者，自己不坦白交代，也就是在思想上还没有跟一些坏分子脱离关系，失去了人民警察的立场，早晚是要从革命队伍里被清洗出去，那时候，老婆、孩子不用说了，自己的前途也就葬送了，更辜负了人民政府的改造和教育。想到这里，我下了决心：立刻去自首坦白吧，就是去习艺所也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我去找住在同院的侄子徐远焞，向他说明了我的打算。他很赞成。我就约他和我一起来动员我的老婆，结果我老婆也表示同意了。我又嘱托远焞在我进习艺所以后，叫他赶紧替我老婆找职业，并且托他将这事转达给我三哥、五弟，请他们暂时维持我的家庭生活。最后，我想到日后我老婆找到职业后，家里最小的孩子无人照顾，我打算把他交给岳母抚育。一切都安排停当，我留恋地抱起最小的孩子吻了吻，便匆匆地到分局去了。
因为是星期日晚上，我在局里找了半天，才找到王科长，我便一口气把解放以来自己所做的十来件贪污事情都坦白出来，并且尽我所知检举了四个贪污犯。交代清楚以后，我很紧张地注意看王科长的脸色，我捉摸他马上要去请示局长，或者叫人来把我监视起来。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并且很恳切地对我说：“你这种悔过的精神很好，回去好好地休息吧！”这时，我才松了口气，把几天来背着的沉重包袱卸下了，回到家里，睡了一个很香甜的觉。
第二天，第十一分局全局人员举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大会，分局长叫我在这个会上公开报告。分局长和中共天津市十一区委员会书记在会上讲话时，号召有贪污行为的人要自动坦白，并且说：像徐惠梁这样自动坦白的人，一定会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会后，王科长又告诉我：要安心地回到科里去工作，在工作中立功赎罪。
现在看起来，我这第一条路是走对了。如果我当时一念之差，走上第二条路，和反革命分子、奸商们订立“同盟条约”，以后我的把柄就由他们掌握，他们就会再进一步要挟我，利用我，我不就要和他们同流合污了吗？那么我不但对不起人民，而且也毁了自己。
想想自己的罪过，再想想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教育，真使我惭愧得无以自容。今后我决心把我从旧社会带来的老毛病、恶习气连根拔掉，安心工作，认真学习，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警察，尽自己的能力多做工作，以补偿半生以来对人民的危害。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