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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语言现代化探索的结晶——评影片《红高粱》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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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8-03-01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电影语言现代化探索的结晶
——评影片《红高粱》
仲呈祥
一年多前,莫言的力作《红高粱》,令小说语言别开生面,在文学界引人瞩目;如今,张艺谋初次执导的《红高粱》,以“非电影莫属”的艺术魅力,又轰动中外影坛,荣获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银幕上,那人物情感和动作都推向极致的重头戏,颠轿、野合、敬酒神,那方圆百亩的高粱地里随风摇曳、舒展活泼且会人语的株株高粱,那人迹罕至、充满神奇色彩的十八里坡,那血红的太阳、血红的天空、血红的高粱交织中与侵略者火拼的造型画面……都迸射出电影语言特有的美学张力和艺术感染力,使观众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源于生命活力的冲动和对人的精神自由的讴歌。
“美是自由的象征”。被誉为影坛“通才”的张艺谋,在银幕上锲而不舍地追求的艺术美,乃是一种流贯着生命主体的血液、饱含着人的精神自由的力度的美,是一种阳刚之美。人们记得,他作为优秀的摄影师,初出茅庐,就在《一个和八个》里以独特的艺术造型令人心灵震撼;继之,又在《黄土地》中以雄浑凝重的画面表现出“天之广漠,地之深厚”的力度之美,让人叫绝;接着,他出人意外地“客串”主演,在《老井》中把孙旺泉的生命意识及其精神世界中的内在伟力,用“没有表演的表演”展示得淋漓尽致。这一次,他首次出任导演,在《红高粱》中,以一位当代青年讲述的一个传说——“我爷爷”与“我奶奶”间传奇式的爱情故事及其火拼侵略强盗的壮烈之举为载体,尽情倾注了创作主体对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精神的自由解放的独特感受和热烈礼赞,从而在银幕上大气磅礴、挥洒自如地营造出富于个性化风格化的电影语言组成的影像系列画面。
广义的神话包含了传说。因此,我们也不妨把《红高粱》当成银幕上的一个现代神话来读。也许正由于艺术家不是仅仅靠创作主体去静态地把握镜头所要表现的对象,而是充分调动了主体的全部生命意识和美学理想,融会和驱动了自己的一切感受、情绪、思维、想象,与表现对象之间构成了一股和谐的审美合力,从而匠心独运地把握镜头的推拉摇移,创造出超越现代神话题材而涵义深远的银幕形象,揭示出渴求人的精神自由的永恒主题。比如,“野合”这场戏,不仅拍出了精美的、富于情趣的动人画面,而且在总体上拍出了一种人的求生存、求爱情、求自由的生命活力。你看,镜头先是贴近地面仰拍,绿海中,那株株随风摆动唰唰低语的高粱骚动不安的活力与神韵,那缕缕闪烁其间的灿烂阳光令绿海披上一层金黄外衣所显示的生命动感,岂不就是精神自由的象征!接着,镜头变为居高临下俯拍,绿海中,“我奶奶”仰面躺在倒伏的高粱所形成的圆形圣坛上,纹丝不动,“我爷爷”双膝跪下,祷告上苍。在这里,虽没有任何男欢女爱的场面,但“我爷爷”与“我奶奶”爱情的炽烈和生命的旺盛,却表现得灼人心扉。正如张艺谋所说:
“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具有粗犷、浓郁的风格和灌注着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品,《红高粱》小说的气质正与我的喜好相投。”“我之所以把《红高粱》拍得轰轰烈烈,张张扬扬,就是要展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民性才会激扬发展,国力才会强盛不衰。”我认为,影片《红高粱》执著追求的这种力度之美——弘扬人的生命和精神的自由解放,是对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真谛的继承与发展。
《红高粱》的电影语言,既富于创作主体个性化风格化的色彩,又博采了新时期电影语言现代化探索进程中的成功经验。不难看出,它既吸取了70年代末以《小花》为代表的一批创新之作在被称为“时空美学”的探索阶段中,寻求新的电影语言,注重形式美的营养,同时又抛弃了这批作品中往往存在的“形式大于内容”的唯美倾向;它又吸取了80年代初以《邻居》为代表的一批努力贴近生活的佳作在所谓“纪实美学”的引入阶段中,注重影像的真实性的营养,摆脱了这批作品有时过于拘泥于生活原貌的局限;当然,它也必然会吸取以《一个与八个》、《黄土地》发端的“探索片”在被称为“造型美学”的耕耘阶段中,注重追求影像的表现性的营养,克服了这批影片常常过于淡化故事情节、观赏性欠强的弱点。前二者是超越他人,后者是超越自己。唯其如此,《红高粱》的电影语言令人耳目一新。拿“颠轿”这场堪称“绝唱”的戏来说,大起大落,大悲大欢,动静结合,声色交融。银幕上,时而是轿中的“我奶奶”悲切之至,那不屈于封建礼教对命运的戕害的反抗个性,隐隐呈现;时而是轿外的“我爷爷”与草泽之民们狂欢之至,那“野”性勃发时对“我奶奶”的肆意捉弄与人性复苏时对
“我奶奶”的同情护卫。这一切竟拍了整整10分钟。从总体上看,这场戏讲究造型,强调表现,声、光、色都作了艺术处理,部分影像无疑是夸张了的;但从细部上看,这场戏又讲究真实,强调再现。正是这两者恰到好处地和谐统一与审美把握,使银幕形象产生了强大的美学魅力,使观众不仅在鉴赏心理上认同了这场戏,而且不由自主地被带进人的生命活力与精神自由的高远意境,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哲理内涵和美学品格的基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以为《红高粱》确实集新时期电影语言现代化探索之大成,是这一可贵的探索实践的结晶。
但我又以为,从张艺谋的整个电影创作实践看,他的优势,更突出地表现在那种难能可贵的人格力量和独特灵敏的艺术感觉上,而比较起来,社会历史意识的深化和拓展,似乎略显逊色。《红高粱》在这后一方面给人的启示,就并未超越小说,反而有所淡化。而且,他由摄影师到主演,再由主演到导演,在电影语言的创新上似乎还只是马不停蹄地行进在一条“六经注我”的路途上,即如他自己所言,凡与他“喜好相投”的题材和人物,皆能溶于他的审美创造活动中去,化为具有阳刚之美的艺术形象。《红高粱》中,无论是在宁夏还是在山东外景地拍摄的镜头,就都化为了同一种“黄土地味”。这固然也值得赞许。但作为一位意欲“更上一层楼”的艺术大手笔,面前恐怕还有一座“我注六经”——能左右逢源地将自己的审美创造成功地“注”入到多样的题材、多样的人物中去——的艺术高峰需要翻越。这就需要我们的艺术家不仅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审美理想,具备独到而灵敏的艺术感觉,而且要不断更新和拓展自己的社会历史意识,突破“银幕复银幕,镜头接镜头,而一些处于银幕之外、却决定着银幕形象生命力的思想成果,被隔绝在摄影棚外,或镜头的取景框外的局限”,使自己的创作谋得新的社会历史观的甲胃。这是既利于电影的现在,更将利于民族的未来的。在张艺谋载誉而归的时候,不知他对我这点苛求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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