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世师表叶圣陶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万世师表叶圣陶
萧乾
在我一生接触的师长中，有几位是圣人型的。就是说，不仅学问好，文笔好，而且作人十足正派，表里一致，不投机，不看风向，对人一腔热忱，对国家事业抱献身精神。在屈指可数的这样师表中，叶老是我极为敬重的一位。
运动整人不好，可运动也最能表露人的本质。1957年以后，许多张笑脸变成横眉竖眼，许多好友变为路人。可无论我被糟践成垃圾也罢，渣滓也罢，他见面或写信，始终称我作“乾兄”——30年代我还是个小伙子时，他就一直这么称呼我。我自然担当不起，然而这里表现着叶老以平等对待年纪比他轻、成就比他差、地位比他低的人的那种精神。敬重之外，我对叶老还有满腔感激之情。
30年代初期，在他为开明书店编《中学生》时，我就同他建立了联系。他还在刊物上评论过我的短篇小说《邓山东》，给了我不少鼓励。我们是1936年在苏州初次见面。那回，他邀请沈从文先生、张兆和、张充和女士和我一道坐船由苏州城里去游天平山，那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吃苏州有名的船菜。我们足足玩了一整天，归途，还在暮色中去苏州郊外一座小镇吃了鱼肺。
30年代我在天津、上海、香港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始终得到叶老的大力支持。他真是有求必应啊。那阵子我常就某个问题举行作家笔谈，每次他都参加。举办“大公报文艺奖金”时，他也慨然担任评委。
1946年我回到上海，由于不了解国情，写文开罪了权威，一时成为问题人物。但叶老对我爱护如常，甚至还到江湾复旦来看过我。这在他遗下的几本日记中均有记载。我认为未来的史家将会由他的日记中寻觅到翔实可靠、不掩饰也不捏造的客观史料。
1948年，我们同在香港，同是地下党的客人。因而，见面次数不少。
50年代我在《译文》工作时，在翻译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我认为任何外国作品，既然译成中文，就得合乎中国语言习惯。我这观点同单位里一位领导产生了矛盾。一向以维护祖国语言纯洁性为己任的叶老，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每期的刊物寄去，不几天就收到他用毛笔密密麻麻写来的意见，总是某页某行某句“似应如何如何”，既认真仔细，而又谦虚，从不武断。那时他是教育部副部长。我一直珍藏着那包信，准备有朝一日
（比如当前）拿出来展览，不但可以看出这位老前辈对祖国语言的剖毫析芒，更可显示这位杰出的作家对文化事业的热切关怀。可惜那包信已在1966年随同我个人的一切文稿化为灰烬了。
爱护祖国语言可以说是叶老的毕生职志，其重要性肯定不亚于《倪焕之》的创作。听说《斯大林全集》印出后，他曾夜以继日地把那多卷集逐字看了，并呕心沥血提出几千条意见。然而意见送去后，却石沉大海。叶老去信催问——他想知道意见是否被采纳了，负责人误会了，竟送来一张支票——这，象许多项其他收入一样，他都捐公了。他一生过的是极其简朴的生活。
这位五四文学大师溘然长逝了。他留下的丰富遗产，有关于文艺、关于教育、关于语言的，但我们首先应继承并学习的，是他那耿直不阿、真诚待人的风范，以及那不求名、不图利、为民族兴旺和社会主义事业奋不顾身的精神。
1988年2月16日
（附图片）
叶圣陶像　丁　聪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