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复制链接]

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寿良说：
改革必须端正政风严肃政纪
在改革中端正政风，是我们政府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政风不好，改革和建设是不可能搞好的。目前，政风不正的主要表现：一、存在不少腐败作风。少数国家工作人员以及领导干部搞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行贿受贿，还有丧失国格人格的，而且手段五花八门。二、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很多事情，由于采取官僚主义态度，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出现工作上的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如铁路连续出现重大车祸事故，就是纪律松弛、管理不严所造成的。撤换责任者是应该的，但单靠撤职是不解决问题的。不下大决心从政纪政风上来一个大的转变，是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的。三、严重缺乏为基层服务的思想。不少政府部门要群众尽义务，提供服务，动不动就向工厂、农民进行摊派。还有的是行政命令多，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的少。四、严重缺乏艰苦深入、扎扎实实地干工作的作风。各级政府领导干部中，确实存在这类现象：喊口号的多，深入实际、干实事的少；停留在报告上、规划上的多，切实落实的少；往上跑的多，走下去的少。五、不少基层组织涣散。改革在上面是轰轰烈烈，到下面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基层干部的改革观念还没有树立起来，加上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实际问题，得不到上面的支持解决。所以，他们缺乏工作积极性，该管的不去管，该做的不去做。这些问题，如果长此下去，不仅严重影响人民政府同人民的关系，而且还会影响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基础的巩固。端正政风，首先要建立健全制度，从体制上加以改革。其次，要从国务院各部门做起，从各级人民政府做起。再就是对那些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毫不留情地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再旺说：
任用干部要考核法制观念
在法制建设方面，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问题。建议从中央到地方考核、任用干部时，把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政绩作为重要标准。同时要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完善法律监督制度。建议尽快制定《行政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其次要加强执法、司法队伍的建设。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说：
在战略发展中找出自己的位置
这就是以各自不同的省情、市情为依据，进行建设与改革。近一个时期，我们江西有11个地、市主动决策，分区突破，各显其能。根据中央的精神，省委和省政府在赣南搞了经济改革实验区，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江西相对于兄弟省，基础较差，但也有农业资源、矿产资源丰富等优势，扬长避短，才能形成一个全省范围内的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各具特色的经济网络，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接受发展战略中所遇到的种种挑战。为此，我们强调发展乡镇企业，发展替代产业，跟紧和挤占沿海地区空出的领域和让出的市场。
　　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局长冯兴义说：
按价值规律加快森林工业改革
黑龙江省是全国重点国有林区、最大的木材生产基地。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森林资源危机，企业经济危困，两者相互影响，恶性循环。现在国家决定在三年之内把过伐的产量减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随着产量大幅度下调，企业经济收益大幅度下降，将造成全行业严重亏损。因此，要求国家按照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原则，加快森林工业改革步伐，在调减产量的同时，相应调整经济政策。建议：一，按总产量给企业留成10％的木材，加工增值，扩大收入。二，统配木材仍由国家按计划上调，价格实行双轨制。每年放开20％执行市场价格，逐年增加，以弥补减产造成的亏损；或按每年调减的产量，实行等量放开，即调减多少，放开多少。三，胶合板等加工产品不作为指令性计划，全部放开。四，森林培育周期长，投入多，产出慢。因此，森林工业所得利润，除弥补亏损外，全部用来以林养林，彻底改变重取轻予、重采轻造、竭泽而渔的政策，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湖北省宜昌市市长罗清泉说：
应重视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
长江流域有3亿人口，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40％左右，水运方便，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农业基础好。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大江大河流域的经济很有发展前途。国家应在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重视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一是加强对长江流域经济的规划，有计划地安排一些大中项目的建设；二是允许沿江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开放口岸，开关开港，船只出港；三是有计划地整治长江。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章瑞英说：
尽快制订《企业安全生产法》
1984年以来，全国每年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有三四百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恶性事故有四五十起，并且接连发生了特大火灾、爆炸、空难和客车颠覆、相撞等历史上罕见的恶性事故。如果把生产、火灾、交通等各类事故加在一起，去年全国事故死亡达8万多人，经济损失约50亿元。在深化改革中，安全生产是个突出问题。现在，“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落实不好。一些领导对安全法制观念淡薄，很多企业的承包方案中没有安全措施。结果安全管理削弱，纪律松弛，甚至出现不顾安全条件片面追求产量、拚设备的短期行为。重大事故中98％是责任事故，但很多事故不能依法查处，普遍存在“领导犯罪层层保”的现象，一些严重玩忽职守、渎职犯罪者不能依法惩戒。为了在安全生产上有法可依、加强法制，依法查处重大事故责任者，建议七届人大尽快制订《企业安全生产法》。
　　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于彦夫说：
电影要适应改革大潮的需要
我谈三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电影如何适应改革大潮的需要？我觉得广播电影电视部缺少这方面的规划，大家对改革时期的电影事业怎么发展不那么明确。《红高粱》、《老井》是不错的影片，在艺术上很有特色，在国际上获了奖，这是件大好事。外国人往往出于猎奇心理看中国，我们应该冷静地做些具体分析。中国的电影按哪个方向走，哪些影片打入国际市场，哪些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电影指导机关应该有个明确的看法。我们应立足于10亿人民，搞出雅俗共赏的影片，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也能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这个问题好说，落实相当难。现在电影厂同企业一样纳税，而且税率也一样。电影厂厂长要解决几千人的吃饭问题，为了挣钱，就不得不去迎合票房的需要。
第三是电影厂归属问题。我感到电影归广播电影电视部利少弊多，事实上是上合下不合。广播电视主要是宣传，而电影不是简单的宣传，如果说有利于二者的互相交流，而事实上又没有这样做。我的看法，电影还是归文化部或者成立电影委员会。
　　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员马兰说：
应下放文艺对外交流管理权
中央提出文艺团体实行双轨制，很必要，希望尽快提出改革的具体方案。
文艺团体的经费十分困难，国家的钱仅够人头费，演员的奖金等都要靠演出收入来负担，实际上承受不了。有些文艺单位的条件还维持在70年代水平。
文化艺术对外交流，应该像经济贸易交流那样，分权分档次。我国的戏剧剧种很多，由中央统包对外不行。京剧能推向国外，黄梅戏为什么不行呢？文艺对外交流的管理权限应下放，给省里一些权力，采取两条腿走路。
　　山西省文联主席马烽说：
作家要投身到改革开放中去
李鹏代总理在谈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讲了这样一段话：“作家艺术家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反映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潮流，鼓舞人民志气和民族奋进精神，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我非常拥护这一主张。
打倒“四人帮”之后，迎来了文艺的春天，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称道，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近些年来，在文艺界也刮起了一小股歪风。首先就是不再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了。甚至有的人提倡要与生活保持距离，要远离当前的政治。他们口头上也拥护改革开放，也赞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就是不真正投身到改革开放的火热斗争中去，而是坐在家里去写那些与广大群众无关痛痒的题材，在所谓技巧上玩花样，更有甚者是专门挑捡人民群众中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一些现象加以渲染，以取悦外国人。如果谁要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就送你一顶“老左”的帽子。这种现象虽然在文艺界并不占统治地位，但这种错误的主张是极其有害的。如果任其泛滥，不仅不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而且极有可能将会断送掉一批有才华的作家。
我认为李鹏代总理在报告中所讲的这一段话，不仅切中时弊，而且是对全体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正当要求，也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今后应努力实现的光荣任务！
　　四川省重庆市作协副主席梁上泉说：
文艺出版首先要坚持社会效益
《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出版事业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我很赞同。就以文艺出版来说，过去确实出了不少好书，给读者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精神食粮。可是现在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完成上面下达的经济指标，确定选题就要以赚钱为原则；加之经济任务是落实到编辑头上的，在这种压力下，一些有价值的文艺理论著作和诗歌、散文、小说等纯文学作品，就很难出书。要出书，就得由作者自己拿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或者由作者自己购销到保本印数万册以上，谁有这个财力呢？
现在有些文艺出版部门，迫于完成经济定额，只好硬着头皮翻印一些外版畅销书，出一些武打、言情、侦破之类的通俗文学读物，有的只能聊作消遣，有的内容还不健康。我有个熟悉的老编辑自愧地说：这真是“逼良为娼”，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呵！再这样，将来是要受到历史谴责的！
　　陕西科技出版社副总编辑马大谋说：
改变哪种书赚钱出哪种的局面
我建议：将现有的出版社改为事业型和企业型两类，前者由国家投资，旨在出版各类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必须出但印数少的某些专著；对后者，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可放开出书范围，鼓励竞争，并按不同的出书种类征收不同的税率。否则，哪种书能赚钱就出哪种书的局面改变不了。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克华说：
计划生育国策应严格执行
实行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是严格执行还是放任自流，两者差异之大令人震惊。当前，我省农村人口增长出现了迥异不同的两种趋势：以陕南勉县段家坎乡为代表的先进地区，严格执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把出生率控制在14‰；以陕北子长县安定乡和关中渭南市固市镇为代表的后进地区，人口生育、增长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态，出生率分别高达40.8‰和31.2‰。
各级政府务必加强领导，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千万不可马虎大意。对那些不敢管、贯彻这一国策不力的县乡领导干部，不能让他们得到好处。
　　安徽省立医院主任医师高玉华说：
公费医疗不能再吃大锅饭
公费医疗制度急需改革，不能再吃大锅饭，目前这种“一大二公三包四统”的形式，国家财政承受不了。今后国家要包一部分，个人也要承担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