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双向选择及其他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批评的双向选择及其他
陈德宏
与前两年人们为批评的发展欢欣鼓舞、喜形于色形成对照，而今人们对批评则又啧有烦言。我以为，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对批评的“不满”，冷静而客观地分析产生“不满”的原因，探寻“沟通”途径及方法，也许比笼统地谈论“不满”与“沟通”更有意义。
我们常把创作与批评称做文学的“两翼”，这无疑是正确的，它形象地道出了创作与批评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可是这“两翼”仅仅存在于理论的理想之中，很少实际形成两翼齐飞、协调鼓动的状态。批评要么成为作品的附庸，要么成为打击作家的棍子、扼杀创作的绞索——这就是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批评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尴尬处境。
然而，嬗变伴随着痛苦，进步需要代价。而今批评繁荣了，发展了，壮大了，独立了，却又招来了新的不满，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首先，是批评主体自身的不成熟及片面性造成的。由于长期的自我禁锢、自我封闭，使我们对十九世纪以降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基本上处于无知的状态。因此，一旦门窗打开，当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蜂拥而至的时候，便令人眼花缭乱，甚至有些头晕目眩，使人既感到欣喜、新鲜而又有些无所措手足；发展有序，引进无序，都想引进，都想吸收，而又一时难于消化。在此情况下，人们对批评表示“不满”，有种种指责，不仅是难免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求跨越“无知”及“引进”阶段，直接达到“融会贯通”是很不现实的。如此说，我并非认为批评不需要“沟通”，恰恰相反，我认为批评应认真地正视自身的弱点及缺点，改掉行文艰涩、故弄玄虚、空灵难懂、远离创作的毛病，积极而主动地做好“沟通”工作。但是，我们还应看到，纠正片面性需要成熟，而成熟需要假以时日，即使是成熟了，又会遇到新的“不满”，因为批评也像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它的非平衡态是经常的、正常的，而其平衡态则是暂时的，非正常的。
其次，接受主体的分化是造成对批评“不满”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批评的多样化，一方面来源于参照系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或者说更主要的方面，来源于批评主体精神的强化。现在的许多批评家，再也不愿跟着作家、作品之后而亦步亦趋地诠释、考证、注解了，而是把批评看做是一种独立的精神文化现象，是对文学的选择与阐释，是对文学与生活的二度创造与发现。这就与传统的批评有了根本的区别。主体精神强化的结果，便是在社会学批评之外，又有本体论批评、体验性批评、科学主义批评、文化学批评、心理学批评、原型批评等应运而生。批评的多样化及批评主体精神的强化，使那种全国读者的兴奋点集中在一两篇批评文章或者全国的批评焦点集中到某一两部作品上的畸形现象成为明日黄花。选择必然是双向的。既然批评有权选择作家、作品，那么作家、读者也有权选择批评。这就造成了接受主体的分化——一部分作家、读者喜欢一部分批评及其批评家，而另一部分作家、读者则喜欢另一部分批评及其批评家。有选择必然有偏爱，有偏爱必然有舍弃，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以自己的选择与偏爱去否定别人的选择与偏爱，更有甚者，发展为发泄自己对整个批评的“不满”，那就是非健康的文化心态了。在这里，克服陈旧而滞呆的审美心态便变得突出而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沟通”应是双向的。
第三，行政干预的余波余绪也可能转化为对批评的“不满”。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关心、支持、爱护文艺及文艺家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尊重文艺规律，多次强调、甚至大声疾呼，不要对文艺（当然也包括批评）进行行政干预，认为文艺问题、理论问题应在“双百”方针指引下，由文艺家、理论家自由讨论加以解决。这些讲话、文章、论述，使人倍感亲切。但是，由于极左路线的根深蒂固，行政干预仍像顽症一样与文艺紧紧地扭结在一起。十七年的行政干预造成的弊端，有目共睹。即使在新时期，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无形的精神束缚，对历史的反思，重要的是吸取教训。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之后，行政干预之“风”似乎越来越弱了，但是作为刮“风”基础的大一统文化思想、文化心态、思维定势，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还往往以转化为对批评的“不满”流露出来。
第四，批评的超前意识，也可能招致“不满”。一位著名的美学家认为，美是一种“感性动力”，是人类伸向未来的“触须”，它总是克服阻力、冲破“理性结构”的束缚而孑然前行。批评也是一样。凡真正有创见有份量的批评，无不经过美学的浸泡，无不充满思辩色彩，无不具有超前意识。这种超前的批评之所以招致“不满”，并非因为批评主体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们醒得太早而又走得太快、太远。他们品尝的是清醒者的痛苦、先行者的孤独。比如，前两年被称作官僚主义“天敌”们的作品及其肯定性批评，曾招来强烈的“不满”与指责，而今反“官僚主义”、反“不正之风”已成为党和国家重大会议的热门话题。这种“昨天批判的正是今天要干的”反常现象，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省察与反思吗？再比如，早在1982年文艺批评界就提出“中国电影应走向世界”的问题，对于这种超前的批评，马上就有人表示“不满”，并以“中国电影首先应走向十亿人民”相诘难。五六年过去了，当1988年新春伊始，《老井》、《红高粱》等影片纷纷捧回国际大奖的时候，再回过头来观察、思索当年的批评及对批评的“不满”，是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究竟谁应该向谁“沟通”，我们大家是否也应该来一番省察与反思呢？
综上所述，当前对批评的“不满”是确实存在的，而造成“不满”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但从总体上讲，这“不满”是批评的独立所付出的代价，是发展的喧哗与骚动，是打破平衡后的倾斜，是倾斜所引起的震颤。尽管如此，我以为这些“不满”还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就大部分“不满”而言，所包涵的是当代人的困惑，而这正是我们以往的批评所缺少的。因此，我主张批评应该“沟通”，但这“沟通”应该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为了实现真正的“沟通”，批评主体，接受主体，乃至整个社会都应有健康的、健全的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