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区许多经济机关和企业部门 发现一批奸商派进来的“坐探” 打入分子和指派者多人已被逮捕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西南区许多经济机关和企业部门
发现一批奸商派进来的“坐探”
打入分子和指派者多人已被逮捕
西南区各经济机关和企业部门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发现一批奸商派进来的“坐探”。他们窃取经济情报、侦探国家机密，从内部瓦解和勾引我们的工作人员，用里应外合的卑鄙手段，达到盗窃国家资财的无耻目的。他们把我们的经济机关变成他们贪污腐化的巢穴和剥削人民的工具。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所属土产公司、百货公司和基本建设处，就发现了这样一连串的事实。
去年八月，重庆市场上的棓子（一种药材）涨价。国家贸易机关决定由土产公司大量抛售，以促使棓材价格稳定或回跌。负责这个工作的职员张治湘，把消息报告给立达山货行，并帮助立达山货行把土产公司所抛售的棓子全部买去。当时市价已经涨到每担二十七万五千元，张治湘是按每担二十六万三千元出售的。同时，他们知道国家再没有力量压低这一商品的价格时，便拚命去市场收购。及至大批商品掌握到手，便把已经高涨了的价格再提高到每担三十二万元。张治湘和立达山货行就这样利用国家压价的政策，使物价猛涨起来。人民遭受了不可计量的损失；他们获得一亿数千万元的暴利。另一件事是：当桃仁产地价格过低、销地价格太高的时候，国家贸易机关决定直接到产地收购，以提高产地桃仁价格，维护生产者的利益。但土产公司的职员邱耀庭，把这个经济情报报告了裕昌干菜行，使他们先一步到达了产地，乘国家收购人员到达以前大量收购，从而掌握了桃仁市场的主动权。及至桃仁收回，国营公司决定出售时，裕昌干菜行又在邱耀庭的指引下先一步抛出，使国营公司大批桃仁不得出手。这批桃仁使土产公司在利润和利息上损失九千五百六十万元。同年八月，土产公司收购黄花，当时市价每担三十四万元。邱耀庭却以每担四十万元的价格向裕昌等私商大量收购，等于公开地把土产公司的公款一千三百多万元送给了私商。原来张治湘和邱耀庭，都是奸商特地派来的。邱耀庭本是私营裕昌干菜行的可靠的“学徒”，是在去年三月乘土产公司招考工作人员时，由裕昌干菜行派来混进土产公司的。据邱耀庭说，他先后泄露过八种商品的机密，都严重地损害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在土产公司，同时发现几个职员都是奸商派来的，其中有的是私商的侄子、弟弟或亲戚。如：土产公司门市部山货组熊光世，是由他的父亲（山货商）和万县私营合记烟行股东罗国祯勾结，由罗出面作保考进公司的。去年四月中旬，当土产公司快要提高土烟售价的前几天，熊光世连忙以原价卖给合记烟行土烟一百件，使公司损失八百多万元。同年八月间，刨丝烟原料市价每担七十二万元，熊光世却以每担七十一万元的价格卖三百零五担给奸商苟德明，使公司损失三百零五万元。去年土产公司存有大批柳烟不易出售；但是当国营湖北沙道观百货公司来买货时，熊光世反将采购人员介绍到他父亲所在的福群烟栈，购买了一百八十担，以致公司的柳烟长期积压不能出售，损失难以计算。土产公司门市部业务员陈希尧，是私营兴祥纸号老板的弟弟，由祥太昌纸号出面作保介绍到公司来的。陈希尧在土产公司负责经营土纸。当下级公司送来土纸时，他把甲等货压到乙等收下，但另一面却把这些好货卖给他的哥哥和保人。这些奸商就以低价买好货的办法，经常盗窃国家的财富。
更严重的是贸易部的基本建设处，那里住满了奸商的耳目。某些工程负责人，本身就是营造商。像第九工队长韩培森、北碚工区负责人许钦山，就是重庆营造商界的“能手”。在他们负责的工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是由包商“介绍”的，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旧相识。韩培森不但公开代表包商勾引基本建设处的工作人员，而且竟把有关国家机密的工程计划、预算和蓝图偷给包商。据现在已调查清楚的材料，和韩培森扭成一气或互相勾结包商，在重庆有“华丰”“倪玉记”“合兴成”等三家营造厂，在成都有“蜀光”营造厂。华丰营造厂的经理李介文，解放前同韩培森一起承包工程。蜀光营造厂经理是韩培森在国民党政府做事时的上司。他们之间，向来是“不分你我”的。在韩培森的密谋下，重庆包商组成了以李介文为首的包商集团，使西南贸易部的工程建设无论如何跳不出韩培森等所摆好的圈子。同时，他们又在基本建设处内部，组成了以设计科长相均之为首的贪污腐化集团。两个集团内外呼应、狼狈为奸，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偷盗活动。在他们卑鄙无耻的阴谋下，一方面把基本建设处搞得乌烟瘴气、毫无革命气息；一方面使国家财产遭受了不可计量的损失。他们不仅把逃亡地主、封建把头、流氓兵痞收做“干部”，而且把奸商李介文用来勾引干部的七、八个职业舞女，也编制在工程队里，美其名曰“辅导员”，“做工人工作”。特别是韩培森直接掌握的第九工队，几乎找不到一个手上干净的人。韩培森等就利用这伙无耻之徒，掌握并统治了贸易部分布在重庆、成都、昆明、贵州等地区的工程建设的大部分。他们侵夺的国家财产十分惊人。据基本建设处处长的粗略的估计：去年投资于基本建设的资本是六百多亿元，实际收回的工程不值四百亿元；损失总数不下二百亿元。基本建设处曾把北碚工程做了初步检查，发现由许钦山等人负责收买的二十五根大梁，便有二十四根不能用。价值两三万元的楼板，他们报账三十万元；土石方工程按正常合理的价格不过一千四百多万元，他们报了一亿三千六百五十万元。报价和市价相差十倍的工料费用还有许多。一幢同样的仓房，有的报账五亿元，有的报账十六亿元。然而他们并不以这为满足，而且发展到公开的掠夺和耍无赖。由李介文集团承包的重庆地区的四处工程，没有做完就放下不管了，并且狂妄地说：“钱是我拿了，工程不做了，要扣要罚由你们吧！”李介文集团就用这种流氓手段，赖去国家现款十五亿多元。他们就这样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地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机关变成了他们贪污腐化的巢穴和剥削人民血汗的工具。
在百货公司，还发现运输科员陶铭右，是重庆合众轮船公司业务经理陶伯宣派来的。中国工业器材公司西南区公司调拨科员吴仁，是隆昌汽车材料行经理吴善德所指派。这两案都是父亲做外线，儿子做内应进行无耻勾当，使国家财产遭受到巨大损失。
对于这些资产阶级打入国家经济机关的耳目和代表，西南区领导机关已经予以高度注意，并先后逮捕了打入的“坐探”韩培森、许钦山、吴仁以及指示他们打入国营经济机关的华丰营造厂经理李介文、倪玉记副经理庄茂彬、合兴成经理赵叔达和隆昌汽车材料行经理吴善德等。　（本报记者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