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好运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我与副刊的情谊

带来好运
乔迈
人民日报四十岁，没有我的年纪大。但如今我们是忘年交，因为人民日报曾经给我带来好运气。
运气好，摔个跟头拾件宝。我没有很摔跟斗，宝贝却到了怀里，都是因为有了人民日报。
我开始写报告文学的时候，差不多和人民日报现在的年龄一般大，自以为读过大学中文系，下过乡，进过工厂，还在“国际阶级斗争战场”越南北方的炮火中出入过，笔头子不算差，可就是锥在囊中不得脱颖出。我焦躁着，有点像鲁迅先生说的揪着自己的小辫想离开地球。
机遇来了，那是1983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了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我的参评作品是报告文学《三门李轶闻》。我有信心又极惶惑。我担心“马太效应”——社会崇尚和偏爱名人却喜欢不公正地对待无名者——会发挥作用。因为我当时除了在吉林省小为人知之外几乎完全是个无名小辈。我不甘于这种处境。我认定既然我有幸赶上了一个全民族鼎力奋举的时代，那末这个时代就不应该、也不会排斥一个哪怕只有芥末之才可以奉献的人。我极惶惑又极有信心。评奖的进程是保密的，山海关阻断了我们这个边塞之地与京都信息流畅的道路。我只能在朦胧的激动里想象德高望重的评委们庄严的面孔，我想象他们在一大堆参评作品中会不会发现我那篇东西。文章也许是有价值的，但作者是不知名的。他们轻轻地把它放到一边去了，我重重地叹了口气。我不再企望得到什么，转而继续去进行我认为对我们这个社会肯定有益的采访和写作。这才是我的事业。事业比名声更有意义也更久远。
但是北京来了电话。人生多么古怪，你想要得到，你反而会失去；你不强求，你反倒会收获。后来，当我和人民日报已经成了忘年交的时候，我知道，电话是从位在北京金台西路那座令人神往的大院里发出的，我并且知道了发话人是该报文艺部的编辑。“《三门李轶闻》已经获奖，我们报纸准备转载”——我记得电话里就是这么说的，节奏很快，且带有江南口音，但是我听到了，清清楚楚。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那般清清楚楚的电话。
人民日报的通报早于正式发表评奖结果一个星期，而这个通报连同这次评委们对我那篇作品的评价却将影响此后我的半生。我对新闻机构怎样发布那次评奖消息早已印象模糊，只有那个电话铃声时时清晰地响在耳边。
1983年3月24日，就在中国作家协会四项文学评奖发奖大会举行的时候，人民日报以第五版整版篇幅转载了《三门李轶闻》，其时距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几近二年。以这样大的版面转载发表时间已如此之长的一篇文学作品，这在这家全国的一张大报的历史上可能是罕见的。它所传达的信号，读者和社会肯定会予以注意。
此后，中共吉林省委发布决定，要求全省党员和干部认真阅读报告文学《三门李轶闻》，稍前些天，中共黑龙江省委也做了类似决定。散漫地分布在东辽河左岸一片大盐碱滩上的三门李村的5位共产党员在农村改革中，始而被群众抛弃，继而自省，靠自己的努力恢复自己的形象，最后重新赢得群众拥护的事迹迅速传播开来。7月，人民日报刊登我写的《三门李轶闻》续篇《党员联系户》。10月，根据《三门李轶闻》改编、长影摄制的影片《不该发生的故事》在全国上映，人民日报再以整版篇幅刊登评论影片的座谈会纪要。
我的好运气就是这样由人民日报首先带来并一再推而进之的。如今，我们国家正处在大发展、大兴旺之前的关键时候，人民日报，你年富力强，你血气方刚，你上接庙堂之高，下连江湖之远，举足而轻重见，动辄而天下知，愿你珍重前行，不负众望，大勇大智，力为前驱，给我们国家的所有人，给爱你的所有海内外作者和读者，都带来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