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中国电影发展战略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寻求中国电影发展战略
　　滕进贤
当前，电影界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我深感，对电影事业单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电影界的问题决不单单是个体制问题，不单单是创作思想问题，也不单单是发行放映问题、合作拍片问题。我认为“以改革统揽全局”同样适用于电影事业。可以说改革才是中国电影振兴繁荣的唯一出路。在电影战线，我们必须对电影事业进行宏观调控、综合治理，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和远景意识。所谓战略眼光即是把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纳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精神文明发展战略的大构架中去考虑，纳入中国社会改革的大系统中去考虑。所谓远景意识，即是把中国电影的发展纳入2000年这个远景的蓝图上去考虑。
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可以预测：人口将达到12亿左右，这意味着观众的基数上升；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劳动者都将受过职业技术教育，观众文化层次提高；人们每天的劳动时间会缩短，业余时间随之延长；人均国民收入增加，将引起人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大幅度上升，人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将不断超过物质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对外文化交流将更加开放，多种新的艺术思潮和创作流派将对我国观众和创作人员产生更大影响；随着新兴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将为电影艺术的制作和传播提供更丰富的手段和空间……
这一切既对中国电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证。这一切都要求我们从远景上、整体上寻求中国电影发展战略。那么，这一战略应建构在什么样的现实基础之上呢？如何看中国电影现状，成为当前舆论的一个兴奋点。
一副沉重的翅膀
说中国电影的翅膀是沉重的，是就电影经济、电影消费的角度而言。从这个角度看，电影现状不但不容乐观，而且令人担忧。首先是电影市场萎缩，观众人数下降。1980年电影观众290亿人次，达到高峰，1986年下降了40亿人次，1987年又以月平均3000余万人次的幅度下降。国产故事片制片总收入逐年下降，制片总利润下降更多。其次是拍摄成本逐年上涨。自1980年以来，拍摄用的各种原材料分别上涨15％—361％，群众演员酬金增长125％—316％。第三是税收过重，制片厂已无力扩大再生产，无力进行技术改造。第四是受到多种娱乐形式的冲击，如电视、录像等现代化传播手段及舞厅、游乐场等。电影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同其他视听艺术竞争的。第五，电影体制与电影政策不完善，不能保证电影经济的发展。由此看来，电影业的翅膀沉重，腾飞困难。
面对机遇与希望
中国电影正面对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这就是：民族电影振兴与走向世界的历史契机。我认为，一个民族文艺的振兴与繁荣必须具备政治开放与文化转换的历史性契合这个条件，而中国电影正处于这两个条件的历史性契合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调整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制定了稳定的文艺政策，党又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大力倡导解放艺术生产力。这些都是政治开明、民主的表现，是中国电影振兴的好气候、繁荣的好土壤。党和政府还制定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的经济正处于振兴之中。国运兴，则文运兴。这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再说文化转换。它有两个含义，一是走向现代化；二是走向世界。中国电影正处于文化转换期，也可称为转型期。这是在商品经济与文化发展，传统观念与改革精神相互碰撞、震荡后出现的。今天，中国电影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自我反思、自我调整的境况：怎样才能承受住商品经济、市场规律的摔打考验？怎样才能适应多层次的观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电影需求？怎样才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现代化的要求。中国电影进入转型期，其产品正由传统的单纯宣传教育型转入既重视社会效益，又注意经济效益的复合型。其体制，正由传统的生产型转向艺术生产与产品经营复合型。实现这个转型，将促使中国电影出现新的飞跃，解放艺术生产力，出人才、出作品。逐步走向世界也是中国电影实现文化转换的标志。中国电影长时期处于一种封闭落伍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代表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同外国电影艺术对话、交流。《红高粱》、《老井》以至更早的《黄土地》、《城南旧事》等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世界影坛一些名家对中国当代电影刮目相看。在目前欧美电影日趋重商业性而轻思想性，只强化经济效益而弱化社会效益之际，中国电影被他们认为是来自东方的希望。这是使中国电影得以振兴的历史契机。我们应增强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牢牢把握住这个历史契机！
寻求发展战略
由此可以看到，中国电影的现状和形势是：困难与希望并存，挑战和机会同在。面对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中国电影如何实现自己的战略发展？我的看法是，我们既渴望国家给电影业
“输血”，同时更要增强造血机能。既然电影业的问题是综合性、多方面的，那么我们就应进行宏观调控，综合治理，这是中国电影发展战略的总的依据和总的构想。所谓综合治理，就是从体制布局、艺术、人才、观念、法规、政策各个角度对电影进行调整、治理。以改革统揽全局，以改革梳理各个方面的关系。我们现行的电影体制不完善，“大锅饭”、“统购包销”、大而全、小而全的体制，既不利于专业化、不利于灵活转型，也不能保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目前条件下完全自负盈亏，会使电影企业过分重经济效益而轻社会效益。我们必须调整、改革电影业的现行体制，使之适应民族电影的振兴。当务之急是应确立电影体制改革的主线。同时，我们也应调整、改革艺术与观念、法规与政策。在艺术上，我们应确立创作思想的主线。我以为这主线应是主旋律意识与多样化意识相统一。所谓主旋律意识是指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创作意识。我们提倡深刻地（而不是标语口号式、概念式的说教）、准确地反映时代风貌、振奋民族精神的影片，这样的作品应是我们的主旋律。我们强化这个意识的同时也强调多样化意识，即鼓励题材、风格、样式、创作方法的多样化。我们应健全电影法规，保护电影艺术家的合法权益，保护电影业的改革进程及改革成果。我们也恳请国家调整、完善电影政策。我们拟争取创造条件实行双轨制，即对娱乐性较强的作品实行自负盈亏制，由市场进行调节；而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重大现实题材及各类短片、儿童片等实行国家补贴的办法。所谓宏观调控是指统筹兼顾，以国家整个电影业发展的战略眼光来调整微观（电影企业内部的改革），调整宏观（电影企业的外部关系的改革）。在总体上、全局上，我们还倡导联横意识，倡导各个电影企业、电影部门互利互助，形成中国电影界的整体优势，减少“窝里斗”的内耗，减少负效应。我们应找到相应的、行之有效的联横形式。
面对民族电影振兴与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我们应确立走向十亿人民与走向世界并行的战略方针。我们不能同意所谓中国电影现在应由内向型改为外向型的提法。着眼于国外，立足于国外，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不符合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具体国情。我们首先应立足国内，解决中国电影走向十亿中国观众的问题。我国国内电影市场的潜能远未开发出来，单是八亿农民的电影需求就没能解决。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电影也应逐步地加入国际电影“循环圈”。这是为了同世界电影艺术交流、对话的需要，也是为了同世界人民对话、交流的需要。这反过来也会刺激、促进我们民族电影的振兴与繁荣。
面对中国电影的转型期，我们应确立中国电影体制及产品转型的发展战略。在电影厂的体制上，我们曾30年一贯制——单纯的生产型，不搞经营也不善经营；在产品上，一切由国家统购统销，电影产品一向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对商品经济、对电影作为一种文化消费，我们太缺少理论准备、精神准备。因此，在电影作为商品消费面前，在电影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面前，不少制片厂家一时陷入被动。对此，一方面，我们应补商品经济、商品观念的课，理直气壮地树立电影文化消费意识，电影市场意识，逐步做到懂经营，善经营。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度里，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向，永远是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因此，必须防止电影陷入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降低观众审美情趣的“恶性循环圈”，而应建立“良性循环圈”。
总之，我对中国电影现状及前景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既不盲目乐观，也不盲目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