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评

　　略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朱金甫
近些年来，我国近代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颇有进展，接连出版了几种值得一读的论著，最近由齐鲁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路遥教授与程啸副教授合著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一书，就是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种。
此书有着独特的形式和风格。它围绕着近代乡社结构和民众文化这一主题来剖析农民运动，通过四组目的性很强的专题研究文章，组合成有内在联系有层次结构的专著。惟其如此，它就可以不必像一般专史那样面面俱到和虚实兼顾，而是把可贵的篇幅集中到若干为人们所关注的课题，进行深层的探索。尤其是在有关义和团发生的原因及义和团的组织与思想源流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上，无论在研究方法、立论角度或资料发掘方面，都可以说有了突破性的成果。
义和团运动为什么首先从山东和直鲁交界一带爆发？这是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经常涉及而至今未有一致看法的问题，但又很少有人去进行过专门的研究。本书的作者认为，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成因，除了从阶级斗争角度去作必要的分析和解释之外，还应以更广泛的视野，从社会史的角度，也就是从文化传统、历史契机、斗争主体的成熟程度、各种社会力量间的关系以及地域特点等方面去进行反思和再探索。因为义和团运动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它爆发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而且是在北中国的广阔农业社会舞台上展开的。它的成因，它所涉及的社会成份，都极其复杂。当时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尤其是德帝国主义的军事占领、经济侵略和宗教渗透，把山东变成了民族矛盾最尖锐的一个省区，引起了从政治、经济直到文化观念上的一系列复杂冲突，这无疑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主要因素。但是，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之所以具有那种特殊的风貌和形式，则还由于它带着地区的古老的社会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特殊性，有着浓厚的宗教、地域、下层群众组织、民俗信仰、宗教差异等乡土色彩。当时社会的各种力量，都在这复杂的社会结构中的各个层次表现自己。由于西方教会和传教士比他们的外交官、军队、商人等更深入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并与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发生对抗。因此，自19世纪以来散处在社会上的各种反抗力量，无论是各阶层人民延续已久的反洋教斗争，还是甲午战争后更加激烈的饥民、游民谋求生存权利的斗争，都集中到了“毁教灭夷”的激流中来。而这个激流之所以首先从鲁西南和直鲁交界地区涌起，则和当地民间结社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为此，书中以很多的篇幅，对当时山东地方当局与山东拳民斗争之间的复杂而又特殊的关系，对义和团运动前后直鲁边境一带社会上大多数群众流行的日常意识、政治意识和宗教意识等方面，作了具有开拓性的探索，提出独具一格的见解，将义和团运动发生原因的研究，推向更加深广的角度和层次。
关于义和团的组织源流问题，这是国内外研究义和团运动史中历久未衰的主题，有关的研究论著很多。但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义和团本身文献的缺乏，至今意见分歧，莫衷一是。《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一书认为，像义和团运动这样一个规模巨大、成员复杂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席卷了半个中国的群众性政治斗争运动，决不是任何一个组织所能发动，更不是任何单一的组织形式所能容纳的，应该用多层面、多渠道的考察方法去审视它的组织和思想的源流。为此，作者把义和团组织的形成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过对山东义和团初起时参加斗争的几种主要的民间组织，如对大刀会、义和拳、神拳和某些地区的乡团等作了分类研究和比较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义和团运动从其初期开始，就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组织。山东腹地和直鲁交界的多种会、社、团、门，成为集结民众反侵略力量的组织形式，并且在斗争的发展中相互交融。因此，不能说义和团就是来自乡团或就是来自某一种秘密会社的支派，它们乃是源多流杂的群众反侵略斗争群体。
其次，义和团运动虽是一次缺乏统一组织领导而表现为分散自发的群众斗争运动，但就其最初在山东的几个地区传播来看，并不是表现为毫无组织的乌合之众。义和团运动最初是靠秘密宗教和秘密会社来发动的，具有比较明显的旧式农民斗争的特征及浓厚的秘密宗教会社的色彩。在参加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的多种会、社、团、门中，大刀会是甲午战争后第一个组合起来的以“灭洋毁教”为宗旨的民间会社，义和拳是以其名称和口号进一步体现了民众反侵略力量的更广泛的联合。但是，真正使义和团运动吸引了广大下层民众，并且使之迅速发展壮大的则是神拳。这几种民间会社在组织结构、民俗信仰和价值观念上所具有的共性，使它们有可能交溶混合为一体。所以，如果一定要追索义和团的组织和思想源流，那应该说，19世纪末叶直鲁一带的各种拳会及大刀会等民间秘密会、社、团、门是其流，而自乾嘉以来在很大程度上以民间宗教组织及其思想为纽带的农民运动，则是义和团的源。这些见解十分新颖，在他们之前，未见有人以专文全面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