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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黄河之滨的一支蒙古族抗日军队——忆我党在新三师的活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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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8-08-31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战斗在黄河之滨的一支蒙古族抗日军队
——忆我党在新三师的活动
乌兰夫
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简称新三师),它的前身是蒙旗保安总队和蒙旗独立旅。
这支属于国民党编制的武装力量,是我党西蒙工委帮助建立的一支蒙古族抗日军队。它在我党地下组织——新三师党委的推动下,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联合友军,高举抗日的旗帜,转战于黄河之滨和大黑河两岸,打击日伪军,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巩固了伊克昭盟革命根据地,群众称它是穿着国民党军装的八路军,被党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
(一)
1937年春,被傅作义强制收编的百灵庙暴动队伍,正在大青山南麓的察素齐一带集训,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派特务章文锦混入部队,策动哗变。他们杀害了暴动领导人云继先,将一小部分人拉回了百灵庙,大部分人则脱离队伍回了家。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方针,从“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后,又继续侵略华北,在内蒙古地区推行其“以蒙治蒙”的政策。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各地民众纷纷武装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面对这种形势,我党西蒙工委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抓武装斗争上,力争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建立一支蒙古民族的抗日武装力量,与全国人民一道,抗击日寇,保卫国土。
适值此时,国民党中央派白海风来内蒙古西部地区收拢百灵庙暴动队伍剩下的人马,建立蒙旗保安总队,并出任总队长。白海风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留学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又以旁听的身份出席过我党“六大”,虽然后来脱党了,但仍是一个具有民族正义感的蒙古族爱国军官。他同情革命,主张抗日,由他来主持蒙旗保安总队,对我们党开展工作是有利的。我们分析了白海风的情况后认为,把他组建的蒙旗保安总队引导成为抗日队伍,是符合我党和整个民族利益的,也是有可能的。于是,西蒙工委决定,协助白海风建立蒙旗保安总队,并利用部队组建的有利时机,向部队里派遣共产党员和靠近我党的进步青年,建立党的地下组织,以达到控制这支部队,进而推动内蒙古西部地区抗日斗争的目的。
根据这一决定,我一方面利用哗变后留下来的青年军官们在百灵庙时期大都和我惯熟,受过我党的教育和影响,愿意听我劝告的便利,给他们做安抚工作,坚定他们的抗日信念;另一方面,深入土默特旗农村,说服那些哗变中脱队回家的士兵返回部队,并且利用同乡、同学以及亲属关系,又动员了一部分青年来参加保安总队。
在我党的大力帮助下,蒙旗保安总队很快建立起来。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被派进了这支部队,大部分人担任了营连以上军官。而国民党派来的人包括白海风在内只有三个。给我安排的头衔是政训处副主任兼三科科长。实际上我是在这支部队做党的工作。
部队组建起来后就在察素齐一带进行训练。政训处主任纪贞甫是个王公少爷,他在归绥娶了个小老婆,终日鬼混不干正事,部队的训练工作全部推给了我。这样反而给我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我可以利用代副主任的合法身份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采取各种方式宣传我们党的政策,秘密发展党的组织。
(二)
“七七”事变后,日寇加紧了对晋绥地区的进攻,阎锡山调傅作义的部队保卫太原去了,归绥只留下一些自卫军等地方武装,傅作义对蒙旗保安总队不放心,将它调往百灵庙。
部队在百灵庙驻了一个多月,得知日寇要打来时,为了保护这支抗日力量,便撤到了固阳。这时德王又派杀害过云继先的日本特务章文锦潜来固阳,企图再次对蒙旗保安总队进行策反。有前车之鉴,我们将这个坏蛋枪决了,这对巩固部队,增强广大官兵的抗日报国决心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秋天,日寇准备进犯归绥。马占山电请白海风去包头,共议抗日大计。大敌当前,按我党凡抗日力量都要团结的方针,我建议白海风出席马占山的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双方议定,把已划归蒙旗保安总队的傅作义部队的一个炮兵连改编为炮兵营。根据蒙旗保安总队已有步兵、骑兵和炮兵的兵种配备决定将其改编为蒙旗独立混成旅(简称蒙旗独立旅),下设两个团,一个炮兵营。旅长仍由白海风担任,政训处改为政治部,由我代理主任,各团团部都增设了一名政治指导员。
这个期间,我们在部队里又发展了一批党员,根据工作需要,在部队里建立了党委,由我担任书记,各连队都建立了党支部,以保证这支部队坚持抗日的政治方向。
部队整编完毕,便从包头开往归绥前线。
1937年10月12日午夜,日军的黑石旅团和三个伪蒙古师,如洪水猛兽向归绥推进。当时在归绥的中国军队的布防是: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及一部分当地自卫军在归绥城东面和火车站北面,蒙旗独立旅在归绥城南面的大黑河一带。广大官兵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人。
当时日寇以为傅作义的部队去了太原,马占山的部队全部部署在归绥城东西,城南面并无重兵把守,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南面攻进归绥。出其预料在南面遭到蒙旗独立旅的顽强阻击。蒙旗独立旅的官兵们,虽然武器装备很差,但士气旺盛,个个奋勇杀敌,击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蒙旗独立旅的这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抗日爱国精神,使归绥群众为之感动,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带着大批慰问品到前沿慰劳我抗日官兵。蒙旗独立旅在大黑河岸坚持了一天一夜,给日寇以严重杀伤后,于13日下午主动撤出阵地,在马占山的统一指挥下转移到了包头。日寇侵占归绥的第二天,又以机械化部队开路,占领了包头。蒙旗独立旅从包头撤出后向何处去,一时犹豫不定。白海风主张把部队拉到河套去,因为马占山的部队和国民党门炳岳的骑兵师都撤到了那里,他想依靠他们保存自己。我按照部队党委的决定,提出南渡黄河,到伊克昭盟去。所以这样考虑,主要是因为伊盟离陕甘宁边区近,便于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北边可以凭藉黄河天险抗击日寇。形势十分紧迫,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和白海风摊牌,我说:“依你的意见把部队拉到河套去,就会被马占山和门炳岳吃掉,实在要去你去吧。”白海风知道他是无法将部队拉走的,只好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这样做代表了广大官兵的意志,深得他们的拥护。
(三)
蒙旗独立旅踏上鄂尔多斯高原,向陕甘宁边区方向前进。行至达拉特旗的展旦召附近,突然遭到康王保安团500多人的袭击。原来康王已经投降了日寇,并且把我们在二里半先过黄河的后勤人员和军需物资掳了去。
部队立即投入战斗。我蒙旗独立旅集中火力向敌人猛烈还击。狡猾的康王保安团,利用有利地形连续冲锋,均被蒙旗独立旅击退。战斗只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康王的保安团一部分逃走,一部分缴械投降。
这时康王派了一个喇嘛举着白旗走进我方阵地请求谈判讲和。白海风下令杀掉这个喇嘛,炮轰大庙。我几次劝阻,说明保护寺庙、团结教友是个很重要的政策问题,我们的部队刚刚进入伊克昭盟,群众对我们还不了解,一切行为应谨慎,更不能任意杀僧毁庙。不然就会失掉群众,在这里站不住脚。白海风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收回了成命。
展旦召战斗结束后,部队继续南进。11月初,部队取道东胜来到了陕北府谷县的哈喇寨,开始修整。
此时部队的供应十方困难,已进初冬还穿着单装,军饷和菜金均无法保证。当地群众也很困难,无力负担部队粮秣,在这种情况下,白海风带着纪贞甫等到南京找国民党中央要军饷、要粮、要武器装备去了。
自从1931年王若飞同志被捕我失掉党的关系后,至今我们蒙旗独立旅的党组织与党没有接上关系。白海风走后,我们党委商定,由我到南边去找党组织接关系。
我在驻苛岚县的一二○师师部见到了甘泗琪同志,他当时任一二○师政治部主任,是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我向他汇报了蒙旗独立旅的发展情况,并讲了存在的困难,请他转告党中央和毛主席。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赞扬我们的工作干得有成绩,并很快将我汇报的情况转告给党中央。中共中央回电说:中央正准备开展伊克昭盟的工作,有了这支蒙古族抗日军队很可贵。要求我们继续扩大这支部队,努力在斗争中培养民族干部。
我与党中央接上关系后,马上离开一二○师返回部队,行前,一二○师拨给我们一千套棉军装,一千双军鞋;王兆祥又支援我们一千块银元的菜金。从此,我们蒙旗独立旅的党组织便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带动这支蒙古族部队转战在陕北神木和伊克昭盟一带。
1938年5月,我应毛主席电召去延安汇报工作。
我到延安的第二天上午,高岗就带我去见毛主席。和我一块去的还有白海风。白去南京,没有走到此地就失守了,他们转到武汉,由武汉直接到了延安。为了团结他,毛主席接见我时也请了他。我这是第一次见毛主席,相见时一种崇敬的心情油然而起。我们一进门毛主席就乐津津地迎上来同我们握手。然后问询了我们蒙古族的生活境况,才让我们汇报部队的工作。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后非常高兴,他说:蒙古民族只有同中华各民族一道,驱除日寇,解放全中国,才能取得本民族的统一和解放。他还说,要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争取国民党的供给,设法扩大队伍。你们是蒙古族部队,要回到伊克昭盟去开展斗争,以抗日的模范行动,影响带动蒙汉群众,团结争取蒙古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一道抗日。
在离开毛主席的窑洞时,我思忖着暗下决心,绝不辜负党的期望,一定要把这支蒙古族抗日队伍带好!
(四)
我和白海风从延安先后回到神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部队开到伊克昭盟的察克图进行改编整顿。
白海风从国民党中央那里要来一个师的番号,蒙族独立旅扩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师下设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改编时我们在师设了政治部,团设了政治处,连队设了政治指导员。改编后的新三师,完全按八路军的模式,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
师长是白海风,参谋长是包清华(他是白这次从武汉带回来的),政治部主任由我代理。七团团长纪松龄,政治处主任克力更;八团团长朱实夫,政治处主任王允文;九团(骑兵)团长云蔚,政治处主任寒峰。
在部队扩建过程中,相应地对党的组织进行了充实和调整。党委委员由原来的5名增加到7名,即:云时雨、孟纯、奇稀古、云飞扬、克力更、王允文、云蔚。党委书记仍由我担任,同时兼任伊盟工委委员。各连重新建立了党支部。团营连的指挥员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全师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100多名。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党组织接受伊盟工委的领导,党的活动由半公开转入地下。
在部队扩建过程中,对广大官兵,特别是共产党员的思想作风,进行了一次整顿。通过整顿和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使我们新三师党组织更加团结、思想作风更加纯洁,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整顿党内思想作风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公开的政治工作系统,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十大纲领》、《八一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等重要文献,还举办了长征报告会,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组织官兵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增强官兵的群众观念和组织纪律性。同时在部队驻地和附近的村庄,开展群众工作。此外,还专门开展对当地王公贵族的团结争取工作,使一些上层人物拥护军队支持抗日。经过多方面的艰苦工作,新三师在伊盟地区扎了根,形成了军民团结,共同抗日的局面。
(五)
从1940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主要兵力进攻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侵占绥远的日寇,进行多次大扫荡,妄图冲破黄河天险,侵占伊克昭盟,继而进攻陕甘宁边区。
根据敌人的动向,新三师将七、八、九三个团的兵力,部署在达拉特旗附近的黄河沿岸,并成立了新三师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三个团的部队,坚守黄河南岸的我方阵地。
1940年夏天,伪军十八团千余人,在日本指挥官的指挥下,向张来顺营子我方阵地发动进攻,守卫阵地的我军官兵,利用有利地形,在炮火的支援下,向敌人的前锋部队猛烈还击。並采取迂回包抄战术,打得敌人蒙头转向,仓皇逃跑,耀武扬威的日本指导官也被我击下马来,我们取得了黄河守卫战的胜利。
1941年初,傅作义部一○五师郭师长率部攻打伪军在柴登的据点失利。傅作义得知后令其再打,并说如果再吃败仗就地正法。郭唯恐再战失利,来新三师求援。因为傅作义的部队与新三师时有磨擦,所以新三师的官兵多数主张不予理睬。从团结抗日的大目标出发,党组织动员党员做官兵的工作,我做白海风的工作,最后决定派炮兵支援。郭部同敌人接火后,新三师的炮兵部队集中火力猛轰敌人的阵地,摧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掩护友军冲进柴登,拔掉了日寇作为进攻伊盟的桥头堡而盘踞了三年的柴登据点。
从1940年以来,新三师多次击退了日伪军对伊盟的进犯,保护了当地群众生产,防止敌人的抢劫活动,保卫了伊盟七旗一县和陕甘宁边区北部的安全。
(六)
新三师官兵在我部队党组织的推动下,抗日热情十分高涨,特别是在黄河边上打了几次胜仗之后,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新三师影响的扩大,更加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他们担心新三师赤化,胡宗南几次下令调新三师到甘肃靖远县去整训。有“皖南事变”的教训,我们觉察到了国民党不怀好意,头两次调令我们都以留在黄河边抗日为理由说服白海风,使其没有服从调动。
胡宗南看新三师不上圈套,就调军队几面近逼,大有不就范便消灭之势。在这种情况下,白海风动摇了,几次给我说要去靖远。在这个节骨眼上,胡宗南给白海风发来密电,一是催新三师立即开往靖远,再就是令他把我就地枪决。为了逼我从命,白海风给我看了密电。我看罢电报对白说:“请执行吧!”。他说:“我要杀你,还叫你看电报干什么?咱们把部队拉到靖远去不就没事了。”
在这紧急关头师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部队马上起义去延安。会后我马上发电报请示党中央。中央很快复电,指示:为避免国民党顽固派利用此事制造事端,破坏抗战,新三师的党组织要保证部队西调靖远。同时部队中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迅速离开部队回延安,尚未暴露的继续留在新三师长期潜伏,保存实力,伺机行动。接复电后,师党委立即开会,按中央指示作了部署,当时有些党员不理解,许多同志落了泪。我耐心地给同志们做解释和说服工作。其实我也一样,为了抗日大局,把自己亲手帮助搞起来的这样一支蒙古族抗日部队交给国民党,要离开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战友,心里真不知是什么滋味?
一切安排就绪后,1941年夏天,我和克力更、寒峰等同志以各种借口离开新三师,回到了延安。
我们走后不久,新三师就去了靖远县。果不出所料,国民党对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进行了几次改编,将许多共产党员清洗出去,并派进了大批特务去控制这支部队。党的骨干分子孟纯、王允文、云飞扬、赵俊成、云蔚、云德全等,在白色恐怖下,顽强机智地坚持斗争,继续写下可歌可泣的历史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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