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研究报纸副刊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应该研究报纸副刊
萧乾
伦敦《泰晤士报》有个文学副册。其实，它只不过是个书评刊物。《纽约时报》出的则干脆叫“书评”。以刊登创作为主的文学副刊，是中国在世界新闻史上一个独有的特色。
遍翻几部现代中国文学史，看不到哪位文学史家正视过文学副刊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起过的作用，做出的贡献。然而多少作家是在20年代、30年代，在北平的《晨报》、《京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开始写作的呀！
每当写到个人文学生涯时，我从不忘记提到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是我的摇篮。1933年秋天，我偶然在未名湖畔写了一篇小说《蚕》。投寄后不久，它在报端出现了。第一篇习作变成了铅字，那种快乐和兴奋是无法形容的。于是，像注了什么壮胆的灵药，第二篇、第三篇写下去了。早年见过的一些人物，经历过的情境，仿佛都在记忆中活跃起来。尽管后来《水星》、《文季》等许多刊物也向我约稿来了，然而第一个给我以勇气，第一个激励我创作的，还是天津《大公报·文艺》；两年后，我又成了它的编者。我一生从事过不少行当，然而只有在编天津、上海和香港《大公报·文艺》那些年，我感到天天都在捧读我同代人的心灵记录。我希望我没辜负我那机会。
每逢新闻系的青年同我谈该钻研什么项目时，我总不忘记提到报纸的文学副刊。有些青年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题目的重要性，然而既然写史，就得肯于把自己埋到故纸堆里，嗅那发霉的油墨，辨认那模糊的字迹，还得花功夫挑选，复制，再誊清。总之，工程浩大得怕人。
从一次偶然谈话中，我发现老友老同事王文彬兄居然花了近20多年时间在从事这一工作，而热心保存文化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不仅仅以营利为宗旨的中国文史出版社也十分重视这一工作。继文彬兄之后，出版社又花了巨大力气来精选精编，终于使这部切中时需的长作，有可能与读者相见。我希望它能走进新闻系的课堂，走进文学史家的书房，让报纸的副刊得到它应得到的承认。
也许有人说，这不过是一份资料汇编。我相信文彬兄也不会认为这就是最完备的著作了。即便资料方面，肯定也还有补充的余地，至于更细致的剖析和论列，也有待以后来做。作为一名曾经多年从事报纸的副刊工作的老编辑，我首先感谢作者并为此披荆斩棘的先驱工作而向他致敬，并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在新闻史界掀起副刊研究的热潮。
（按：这是作者为《中国报纸副刊》一书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