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而未远 可思可想——读黄裳《笔祸史谈丛》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去而未远 可思可想
——读黄裳《笔祸史谈丛》
张穗华
人生识字忧患始，而最大的忧患，恐怕是不能自由用文字去表达自己的思想，甚至稍有不慎，就大祸临头了。殷鉴不远，不信，请读人民日报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笔祸史谈丛》（黄裳著）。
人们都说康熙、雍正、乾隆当朝时为天下盛世。其实，早从康熙初叶由于一部私家刻行的明史著作被告发，带来满庭抄斩的“庄氏史案”，昌明盛世就露出了“马脚”。“不久，规模宏大的文字狱就开始了”。雍正在朝虽然只有短短的13年，但搞文字狱，却有石破天惊的做法。吕留良是明清之际在读书人中颇有声望的理学家。湖南人曾静得其遗稿，使学生张熙投书陕西总督岳钟琪攻击雍正的种种失德，结果正好碰到刀口上。事发后，吕留良被剖棺锉尸，株连之下，所有刻印收藏吕留良书稿的也都被处死。一反常规的倒是，雍正对百般诋毁他的曾静，不是杀，而是要他到处现身说法。雍正还自撰长篇谕旨，和曾静的“悔罪共词”等刊刻成《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雍正一朝文字狱案，或吹求字词，或刻意附会，或皇帝偶然发现，或臣子主动举发，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到了乾隆，千奇百怪的案例源源而出。后来，乾隆竟悟出了蛮干下去仍除不了隐患，于是便借修《四库全书》为名，收集审查天下遗书，以销毁禁绝了大批违碍书籍。
文字狱是封建专制政治的极端表现，其实质是封建统治者企图以禁锢思想、钳制言论而达到政治上的定于一尊。只有皇帝之是非而没有百姓之是非。远比杀戮、锉尸更为可怕的，是文字狱锻炼了人们“猜谜测字”的方法，以至形成一种民族心态。谈到文字，总是猜揣“言外之意”，对“影射”处处提防，对“避讳”字字小心。黄裳先生并借《红楼梦》的例子，说明了这种后果的严重。《红楼梦》的旧抄本有一段“自卫声明”式的“红楼旨义”，云：“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去。”作者说，曹雪芹这是在戴着枷锁跳舞。他多次批阅增删原稿，正是乾隆文字狱搞得如火如荼的当口。在那动不动就要抄家籍没的时候，细写贾府的抄家败落过程，就是反映了当时最使人触目惊心的现实政治，曹雪芹不可能没有顾虑。作者认为，使杰作《红楼梦》终于成了断尾巴蜻蜓的正是当时盛行的文字狱。
封建和民主是水火不相容的。中国历来是一个奉行“愚民政策”的国度，士大夫们在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势单力薄，难以形成力量。稍有“叛逆”，就只能成为皇帝的俎上肉。以言治罪的可怕，也造成了文风和士风的堕落。清代的文字狱案中，不是也有很多因“献功邀赏”而自投罗网的吗？思想上受到阉割，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自然就丧失，人的尊严也没有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理应是“愚民政策”的终结。然而，民主政治并非人们所预料的容易。“文革”十年“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阴影和教训，不是可以说明封建的遗害吗？历史昭示我们：反封建，促民主，始终是中华民族肩头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