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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几次物价涨风中看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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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2-03-01
第3版()
专栏:

从上海几次物价涨风中看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
新华社记者 徐中尼
全国物价所系的上海市场,解放以来受到不法商人无数次猖狂的扰乱。人民政府和国营贸易部门在和他们斗争中虽然打了很多胜仗,取得了物价基本稳定的局面。但是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因此受到不少损失。在历次斗争中,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
上海不法商人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进攻,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到一九五○年三月全国实行财经统一的一段时期中最为猖獗。当时社会生产还未恢复正常,国家财政还未稳定,国营贸易的力量还小。上海不法商人曾大规模地组织了对人民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疯狂冲击。
对人民币的冲击,是一次对新中国币制的颠覆活动,先后半年才基本上被平息。上海不法商人开始是操纵银元投机,贬低人民币的购买力,掠夺人民应得的生活资料。在刚解放时——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到九日八天内,每枚银元从折换人民币六百六十元跳到一千八百多元,物价因此在半个月内暴涨三倍。为首的不法商人在当时的投机中心“证券大楼”用电话指挥,派出大批“黄牛”四出造谣,低收高卖银元,满街满巷叮叮当当地兴风作浪。银元价格一天几变。工人职员们领到的工资原可换十枚银元,第二天只能换到七枚了。等到兑出使用时,“黄牛”又每枚扣去他一二百元,要买的东西却又涨了几成价。遭受不法商人野蛮掠夺的上海人民,愤怒地起来协助人民政府抄查了“证券大楼”,逮捕了二百多名奸商,消灭了公开的银元投机活动。但是上海不法商人迅速转入地下继续破坏金融。许多商号、银行、钱庄都在暗中买卖黄金、美钞,私营拆放,高抬暗息,私套外汇。有些奸商如源大布号、华盛新棉布号等,甚至拒绝以人民币作价。人民币被继续人为地贬值,物价继续跳涨。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协助下半年内先后破获了“金钞案”三百五十件,搜查了二十多家“地下钱庄”,制裁了五十多家不法行庄,没收黄金二十多万两和美钞一万九千多元。这些被惩处的行庄和没收的金钞数字仅是从事颠覆活动的集团中的一部分,但已足够说明上海不法商人当时猖獗的程度了。
上海不法商人的金融投机虽然连续受到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击,但是他们对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冲击仍是很凶狠的。这就是上海人民忘不了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月、一九五○年春节三次以米价为先导的物价涨风。上海不法商人中最凶恶的分子狂妄地叫嚣“吃脱侬(吃掉你)!”意即要打垮刚刚进入市场的国营贸易。著名“米老虎”万墨林的余孽们公开说:“没有我们,上海的粮食就没有办法!”一九四九年有灾荒,大陆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人民政府从遥远的东北、甚至从四川调来了大米在市场上无限制地抛售。但其中有不少却被“米老虎”套购去了。上海不法商人第一次是趁国营贸易部门调度不及的机会囤积拒售,在七月十六日把米价哄抬到六月底时的十一倍。第二次他们看准国营贸易部门对零售控制较弱,组织力量整个地吞下国营粮食公司在市场上抛售的米。虽然国营粮食公司好几天抛售的米量超过全市每日正常的需要量,如十一月七日抛售量超过正常需要一倍以上,每石售价是五万八千元,但不法商人吞下后仍把当天零售价提高到八万元左右,到十六日竟抬到十六万元。国营粮食公司接着采取在一百多家米店实行特约零售的办法,牵制他们的零售价。受不了奸商剥削的广大市民欢呼“国家的米平粜了”,齐到特约米店去买米。但不法商人派出大批“黄牛”去排队抢购,一部分特约米店并卑劣地偷换、盗窃国营公司的米,破坏国营零售业务。第三次在春节的涨风延续日期更长,国营粮食公司损耗很大,平均每天抛售了市场实际成交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一直到大批开设了国营零售店直接供应民食,才渐渐把涨风抑平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金融投机或民生必需商品的投机,并不是有关行业中少数不法分子的单独行动。银元、金钞等投机犯遍及各行各业是毋需证明的;在民生必需商品的投机方面,也可以随便拣出许多例子。从事金融投机的不法银行恒利和大中两家,前者曾抽集客户存款参加一九四九年七月的棉纱商套购国营棉纱并哄抬纱价的活动,后者通过“大生贸易行”勾结了大批米商参加哄抬米价的破坏活动。七月、十一月米价涨风中,上海米商业户曾大量发展。新老大房糖果店奸商郭永庆在十一月积极参加抢购,曾连夜把糖果店改装成“京沪米店”。在米市场中兴风作浪的大米行裕盛、中汇两家的老板都是著名的黄金、美钞投机奸商,后者还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卖淫组织“陶陶向导社”的主持人。
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颠覆国家币制、进攻国营贸易部门,企图达到继续肆意掠夺广大人民的活动,是上海资产阶级中许多不法分子一般性的活动。而且从银元、金钞、食米等此伏彼起接二连三的投机活动中也足以证明:他们的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也许有人会辩护:当时国家财政还未稳定,通货还在膨胀,不完全是奸商的兴风作浪吧?那就看一看一九五○年三月全国实行统一财经,通货从此稳定后奸商们的作为吧。上海许多商人不愿从事正常利润的经营,他们和物价稳定是不肯两立的,两年来仍然毫不放松向每一次市场的空隙袭击。一九五○年五月,国营百货公司向私营内衣织造业定购大批内衣,不法商人便乘机拒售内衣原料六支粗纱,因此制造了历史上罕有的六支粗纱价格高过二十支纱的“奇迹”。一九五○年秋农村丰收,上海不法商人便伙同外埠粮商钻入农村,杀价收购早稻。苏南镇江一带各县农民每斤大米只售得四百多元,低于国营牌价三分之一。
这些事例是列举不完的。
一九五○年六月,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强占台湾、加紧对我国经济封锁,上海许多不法商人正如最近坦白自己罪行的大德化学厂负责人顾嘉龄所说的一样:“我看中投机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大家都知道的两次糖价涨风,就是以糖商业同业公会的主要负责人程顺康、李梅泉等为首有组织地进行破坏的结果。他们盗窃国营公司的经济情报,合力套购国营公司食糖以篡夺糖价的领导权。化工、五金等原料器材的几次涨风的内幕,人们也在这次反奸商斗争揭露的一些案件中看到了。上海不法商人和香港的投机家勾结一起,制造了多次涨风。当国营公司在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帮助下进口大批五金器材、化工原料供应市场时,不法商人们就反过来破坏牌价。
抗美援朝中的物价投机,并不限于进口货。上海不法商人在一九五○年十月份又疯狂地向人民日用必需商品之一的煤的价格袭击。当时国营公司因运输阳泉白煤不便,改供焦作白煤。不法商人就群起抢购白煤,囤积拒售。华通煤号奸商朱道中等到处造谣说:“煤业公司停止供应了。”几天内把阳泉白煤的零售价哄涨约一倍。煤球厂商也乘机抬价三分之一,甚至一度使市民买不到煤球。
进口物资和其他民生日用品的投机,也不仅是有关行业中少数不法商人的个别行动。聚康兴钱庄假借“投资生产”为名囤积了烧碱一百桶。仁泰米店和美丰纸烟店在白煤涨风中也积极参加囤购。这些都是很寻常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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