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研究在中国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布哈林研究在中国夏风
布哈林是中国人民熟悉的思想家，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士，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就引起我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先后译成中文出版，有的有几种版本同时问世。
我国进步的出版社“新青年社”在20年代曾系统地出版布哈林著作，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经验的一项内容，1926年出版了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 BC》，此书曾被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当作党课教材，同年还出版了《农民问题》，次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与此同时，其他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他的一些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在1929年至1932年间共出过7种版本，《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在1930年出了两个版本，《过渡时期经济学》1930年也出了两个版本，这一年还出了《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等等。
当时的一些报刊也结合联共（布）党内的斗争评介布哈林的观点，认为在20年代末布哈林是“共产党的理论家”，代表联共（布）党内的“稳健派”，因而被斯大林指责为“右翼妥协主义者”；说布哈林代表农民的利益，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失败标志着苏联农民政策的根本转变。1930年《东方杂志》发表文章说：“俄国实行五年计划后，政府起初对于农民尚取和平的态度，行宽大的政策。但自去年年底布哈林、托姆斯基等对于农民宽大的主张失败后，政府便取压迫其所谓‘富农’的手段”。这些文章多属新闻述评性质，对联共党内的分歧和斗争自然难以作出较为深入的分析。
可以看出，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曾出现过一个出版和研究布哈林的局面。这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当时的思想界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多方位地探寻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迫切需要。当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布哈林失势后，他的著作在苏联受到批判，甚至禁止，而在中国却争着出他的著作，并且选材相当全面，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一直到现实的政策的著作统统都出。这说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1938年3月，苏联举行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审讯（现已推翻），中国各报作了广泛的报道。在此后长达40年的岁月中，中国没有再出版过布哈林的著作。从我国的解放区到解放后的全国，干部学习、高校授课、报刊文章以至一些专著中，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口径，布哈林都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富农代理人”、“外国间谍”加以批判。实际上，建国后直到70年代末，我国对苏联的历史，对联共党内斗争并没有认真研究过。
中国经过多次“左”倾思想的折腾，备尝十年动乱之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再认识时，才开始独立思考苏联的党内争论，重新认识被斯大林批判过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首先被发现的是布哈林。从他的理论主张中，学者们看到社会主义模式不是只有一种选择，当时苏联就曾经出现过另一种选择——布哈林提出的模式。正是总结历史教训的需要，中国的学者们十分注意布哈林学术思想的研究。
有几件事在同时并进：一些学者在埋头研读布哈林的著作，重新思考联共党内的斗争；中央编译局在编译布哈林著作，出版社准备打破禁区出版布哈林的著作；苏绍智教授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在国内广泛介绍这次会议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办了一个有40多人参加的“布哈林研究班”，培养了一批布哈林研究者。
时隔半个世纪之久，我国公开出版了第一本布哈林著作《过渡时期经济学》，1981年第2期《读书》杂志发表了苏绍智的评介文章，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思想界和出版界的进一步解放”。以此为开端，以后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共产主义ABC》（1982）、《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82）、《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83）、《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198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出版了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的《布哈林文选》，全书分三册，上、中册收入论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著作，下册专收政治经济学以及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的著作，共计一百多万字。这把布哈林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外，参加“布哈林研究班”的一些学者编译出版了两本译文集：《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1982）和《布哈林思想研究》（1983），内收世界各国学者有关布哈林的论文以及资料共37篇。1982年我国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斯蒂芬·F·科恩的《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
1980年，在我国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个别学者开始提出重新评价布哈林问题。1981年初，《世界历史》杂志第1期发表郑异凡的论文《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文章肯定了布哈林的历史地位，认为“布哈林是联共党和共产国际著名活动家，是享有世界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者认为，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并没有持“半无政府主义”立场，“发财吧”的口号并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布哈林并没有宣传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那种“阶级斗争熄灭论”，他关于阶级斗争发展趋势逐步缓和以至消失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的，布哈林的“长入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什么错误，他没有鼓吹富农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作者认为，布哈林在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思想认识或思想方法上的错误。
以后，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评述布哈林及其思想。据不完全统计，1980——1986年共发表论文52篇，其中1981——1982年两年就有36篇。这些论文几乎涉及布哈林的各个方面，举凡政治、经济和经济学、哲学等等各个领域均有所涉及。有一些文章专门批驳了所谓布哈林是三仙巷政乱的策划者、图谋杀害列宁的凶手之类的罪名。
布哈林是个犯过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一评价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但是对布哈林的一些政治观点的评价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争论最多的是布哈林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1981年《世界历史》第6期发表几篇争鸣文章，有的认为布哈林宣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和平”与“阶级合作”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有的肯定列宁和布哈林关于国家问题的争论“对于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具有重大意义”。
布哈林的经济观点和主张引起学者们的很大兴趣，普遍认为这是布哈林理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布哈林是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解释者，并且在许多方面发展了新经济政策。所谓布哈林模式实际上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模式。学者们充分肯定布哈林的下述具有独创性的思想：从俄国国情出发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将是“落后型的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发展速度较慢，过渡时期较长，必须解决好农民问题。从这种考虑出发，布哈林坚持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反对斯大林的强迫集体化，在经济建设中主张保持动态的平衡，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主张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来建设社会主义，等等。这些思想对今天来说仍然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斯大林批判布哈林的“发财吧”口号，对我国有很大的影响。我国农村长期不敢提发家致富，这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学者们重新考察了布哈林的这一口号，认为这一口号的着眼点是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正确处理工农业之间的关系，通过农业的积累促进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帮助农业。因此这绝不是鼓吹发展富农经济的口号，也有个别学者认为这是“很片面的口号”，会导致剥削现象的增强。
有一些文章评析了联共在20年代的几次争论。特别是1928—1929年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普遍认为，这个争论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种模式，在估计苏联过渡的长期性，肯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承认农民问题的决定意义上，布哈林的看法更切合苏联的实际，也更符合列宁的思想。多数学者赞同布哈林对粮食收购危机原因的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不合理的价格以及税收制度造成的。
布哈林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争论是学者关心的一个问题。蔡恺民在《苏联20年代关于过渡时期经济调节者的争论》中对这个至今仍有争论的问题作了分析。
有几位哲学家给予布哈林的平衡论以很高的评论。曹天予著文认为他的政治平衡和经济平衡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更为接近真理”。赵成文、康荣平认为，布哈林的平衡论中包含着不少系统论的思想，他对“系统”这一范畴所下的定义，比公认最先提出系统论的贝塔朗菲所作的类似定义，至少要早10年。系统方法的运用，是布哈林帝国主义理论与众不同的最大特点。
今年在布哈林诞生100周年、遇害50周年之际，他在苏联得到正式平反，中国报刊相继发表文章介绍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创造性活动和悲惨命运。一本由范玉传编写的小册子《布哈林传》也在这时问世。今年5月初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天津市共运史学会和天津师大政教系联合举办了布哈林学术讨论会，全国30多位学者聚会一堂对我国布哈林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探讨了布哈林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特别是就布哈林失败的原因交换了意见。这是中国首次召开这样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的布哈林研究，犹如布哈林本人的命运，也走了个之字形的曲折道路。但历史是公正的。在中国，从70年代末以来，又开展了对布哈林学术思想的研究，布哈林重新以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出现在理论界。中国对于布哈林理论的研究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