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与时代的多重折射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人格与时代的多重折射
蔡耀鸣
林予、谢树的长篇小说《有情人难成眷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反映农村经济改革的长篇小说。作品并没有什么新奇时髦的表现意识，而是以现实主义笔法描绘了以董家崴子村为代表的东北大平原的历史与现状、社会与个人、传统文化积淀和现代改革观念。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和人物的千姿百态相互交织着、冲突着，在社会的进程中显露了经济改革与人格变化的主题。如书名所示，体现这丰厚内容的是几对人的爱情悲剧。
这种爱情悲剧具体表现在“有情人难成眷属”上。主人公张毓秀和钟旭洪自小青梅竹马，相亲相爱。但就因为张毓秀出身地主，不仅被就读的财会学校退学，连他们的婚事也遭到了“政策吃得透”的县委副书记、钟旭洪老叔钟世昌的横加阻挠。为了保全恋人的学业，毓秀在用仅存的一点反抗意识以身相许后，就因怀孕的压力另嫁他人；这悲剧还延续至下一代。二十年后由于张毓秀难言的苦衷，使得不知双方有血缘关系的张小秀和钟旭东也误尝了爱情的苦果；钟世昌虽能“明智”地捧打鸳鸯，自己的爱情生活却并不美满。当妻子王婕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开仓救灾而被定为反党分子时，他们间出现了政治上的严重分歧。儿女情长与仕途营构的矛盾冲突，竟使他以苦求拍一张“全家福”来离婚。此外，落荒而逃的叶翠萍为一食之恩嫁给了老实疙瘩于老大，私下却从有文化、懂感情的丁小三身上获得了真正的爱情。但伴随着这种幸福的却是她对丈夫内疚心理，因而也就谈不上“有情人成眷属”了。
小说写得厚实之处在于作者把主人公的爱情生活放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写出了不同的人格。两性关系文明是与整个社会文明程度成正比的。反之，社会的不文明也就决定了两性关系不可能达到“有爱情而婚姻”式的文明。小说中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文明水准是低下的。这里既有猖獗一时的“左”倾思潮，也有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封建传统观念。如果说专制野蛮的“左”倾迫害对人的压力是外在的话，那么积淀了的传统文化就成了一种对人的内在的制约力量。它们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其对人的摧残莫过于使人丧失一种独立的人格——而真正的爱情婚姻恰恰是需要这独立人格作前驱与后盾的。张毓秀和钟旭洪是在“左”的干扰下忍痛割爱的，但她怀孕后另嫁他人及以后不想再与钟结合则更多地是囿于传统道德规范了。同样，在报恩观念主宰下的叶翠萍是不可能大胆执著地去追求理想的爱情的。就连钟世昌，也是一个在政治漩涡中失却了独立人格的人。他对生活的个性追求已蜕变成了对各种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的依附。为了政治的需要，他可以置良心及心灵深处对亲人的真情实感于不顾，即使落得孤家寡人也只是赌徒式地自怨自艾。他那异化的个性不仅导致了侄儿钟旭洪和张毓秀的爱情悲剧，也造成了自己的众叛亲离。他的精神痛苦更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对这个人悲剧的探讨，使得小说把对社会的反思引入了更深的层次。
不唯如此，作者强烈的历史感还使得小说对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人的观念与人格力量的变化，有着一种动态的把握。
小说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是与作者对东北农村生活的熟悉和理解分不开的。当现今某些作家按自己的审美情趣，天方夜谭式地刻意渲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农村的愚昧性和性愚昧的时候，《有情人难成眷属》的作者应该说有着一种较清醒的表现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