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企业吃颗“长效定心丸”——关于认真完善承包制的评述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给企业吃颗“长效定心丸”
——关于认真完善承包制的评述
本报记者 江世杰
“在上面看来只是枝叶微动，对我们来说就是八级大风！”
从今年春末到国庆节前，记者同许多厂长、经理谈企业改革，他们都用这话委婉地向报纸提意见，希望多讲承包制的配套、完善、深化、发展。
国庆节之后，厂长、经理们的心境仍然没有“阴转晴”，他们见了我依旧千叮万嘱：请人民日报一定按照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口径宣传：“认真完善承包制，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
10月中旬，记者参加了由首钢研究与开发公司发起的“承包制股份制比较研究座谈会”，企业界、理论界、经济界领导部门的同志摆出大量事实，说明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到底走什么路的问题上，上上下下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前几年是利改税与承包制的分歧，现在又转到承包制与股份制上面。有人说：承包制本质上是旧体制范围内的改革，是自然经济的做法，实际上只会带来短期行为和封闭，因此必须改造承包制，推进股份制。可眼下，全国85％的预算内工业企业、93％的大中型企业都已实行了承包制。与会同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抑包扬股”的政策或“弃包行股”的主张，都会使企业界人心惶惶，无所适从，从而对企业行为（经营管理、技术改造等）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改革，对企业寄予厚望；企业的改革，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完善承包制上……
承包同承包制不是一码事；承包制是中国人民在
10年改革中的伟大创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这几年，《辞海》上找不到的“承包”一词，在日常生活中讲得多了；冠之以“承包”的事，在社会上也到处可见；有些单位、有些人利用承包骗人捞钱，也确实令人“腻歪”、反感。
例如，人们走进理发店、修鞋店、蔬菜店，见价钱上涨了，问一句为什么。店主不是如实说明价格上调的原因，却硬梆梆地扔过一句话来：“我们承包了！”
又例如，一位穿统一制服的工作人员无故罚款，被罚人不服。工作人员轻声说：实话告诉你，我这个月还没完成上交罚款的承包指标！
还有，什么计划生育承包、治安承包、升学率承包，等等，不该包的，不能包的，也都承包了，真叫人又好气又好笑！
其实，承包和承包制不是一码事。承包，作为一种经营管理办法，古今中外早就有，早在用。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就描写了探春姑娘在大观园管理中对奴仆和丫环们实行承包。在当今西方世界，利用承包合同将某项工程建设或某种产品的生产交给某公司承担的情况，可以说俯拾皆是，司空见惯。在我国云南鲁布革水电站工地上，打通输水洞的任务就是由日本大成公司承包的。然而，1987年5月在全国普遍推行的、写进了今年4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却是中国人民在10年改革中的伟大创造，其确切、科学的定义是：在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经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使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制度。承包制有着明确的内容，主要是包上交国家利润，包完成技术改造任务，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承包制在确定企业与国家关系的同时，还规定必须在企业内部横包到边，纵包到底，并配套进行领导体制、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工资制度的改革。所有这些，构成了承包制与承包的根本区别。现在有些人喋喋不休地指责承包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把承包与承包制混为一谈了。
承包制不是上头“发”下去的，也不是理论家们“想”出来的，而是干部职工在改革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他们对承包制最了解，最熟悉，他们的评价最权威，最有力。
首都钢铁公司是企业承包制的“发明者”，下面这段话写进了今年9月中旬举行的首钢党委扩大会议的工作报告里：“经过10年的实践检验充分证明，承包制是企业自主经营，职工当家做主，使全民所有制得以实现的好形式，是构成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的基本模式，应该成为我国城市改革的基本思路。”
吉林省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全面推行承包制时间最早，效果最好。省委书记兼省长何竹康对承包制的巨大作用和深远意义是这样概括的：承包制是目前解决国家与企业关系的一个好办法；承包制是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一种有效形式；承包制是促进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改革的强大动力；承包制是解决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有效措施；承包制是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强有力的推动因素；承包制是推动城市体制全面改革的启动器。
承包制稳定国家财政的功能不复存在了吗？不！是承包制使企业有了消化价格上
涨的能力，否则，今年财政收入将出现不堪设想的局面
有些年轻同志写文章说：承包制的全部意义建立在“包死一头”这样一种国家与企业间稳定的分配关系之上。因此，承包制与价格改革的关系是：首先，包了以后没法改；其次，改了以后没法包；再次，现在是不改也没法包了。因为物价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几乎所有企业的递增比率，承包制稳定国家财政收入的功能已经不复存在。
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今年，北京市的承包企业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原材料大幅度提价，各项改革政策陆续出台，将造成企业减利15亿元。然而，市政府坚持认为：通过充分发挥承包制的作用和威力，不断完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就能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因此对企业承包基数绝不轻易调减。
10月12日，市经委体改办副主任汪大敏在首钢的座谈会上，以准确的概念、生动的语言、翔实的数据证实：北京市实行承包制的企业，已经经受住了原材料大幅度上涨的严峻考验。今年1—8月同去年同期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12.23％，实现利税增长15.2％，上交利税增长9.72％。其中最早实行“两保一挂”的第一机床厂等8户企业，产值增15.9％，实现利税增26.8％，上交利税增21.5％。汪大敏风趣地说：推行承包制以前，企业对利润下降的态度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实行了“两保一挂”承包制，厂长、职工眼前的“磨砂玻璃”换成了“平光玻璃”：辛苦多干，国家、企业、职工都能多得，他们哪能不积极干呢！
全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国家体改委企业司郭志山处长，多年来一直研究企业改革，他对记者说：1987年春天以前，全国只有首钢、二汽、佳木斯造纸厂等几十户企业实行承包制，尽管这些企业实现利润连年以20％的幅度递增，但仍无力阻止全国企业实现利润连续20个月滑坡的局面。1987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全面推行承包制以后，企业利润滑坡趋势迅速扭转。这一年，全国税利比上年增加118亿元，增长9.9％，其中承包制带来的新增财政收入有60多亿元。陕西省1987年有60％的企业实行承包制，全省预算内企业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9.85％，但拆开来看，实行承包制的企业增长15.82％，未承包的企业则下降27.3％。据冶金部对110个大中型钢铁企业统计，1987年实行承包制的80个企业，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11％，上交利税增长16.6％，而未实行承包制的30个企业，实现利润只增长了2％，上交利税只增长了1.5％。今年，本来应当是承包制大见效益的1年，年初预计，扣除物价上涨的影响，财政收入仍可增加100亿到120亿元。但是后来，原材料价格猛涨，电力加价，副食品补贴增加，银行贷款利率提高等，象山崩海啸似的一古脑儿砸在企业身上。例如，北京市工业企业今年减利因素15亿元，其中原材料涨价就达9.9亿元。鞍山钢铁公司今年减利因素5.2亿元，其中仅煤、电、铁合金涨价就影响利润2亿多元。全国实行承包制企业全年将自我消化多少减利因素，目前尚无确切数字；但是1—8月，仅每度电加价2分钱，企业就增支36亿元。4000万职工提高副食补贴，
4个月企业就增支14.4亿元。今年企业被迫用贷款购买各种硬性摊派的债券，利息损失至少5亿元。此外，还有住房改革、退休金统筹、提高贷款利率等等，以上约从企业拿走90亿元。即使是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企业的承包基数一般都没有调减，而且生产经营情况仍然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1—8月预算内工业企业产值增加11.2％，实现利税（扣除企业产品涨价部分）增加13.8％，上交利税增加9.6％，这个增长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这确凿的数据面前，不仅我自己，还有许多专家学者都频频颔首：是啊！如果不是承包制使企业有了钢铁般的“胃口”，说不定今年的财政收入就会又一次“脚踩西瓜皮”呢！
首钢、二汽、佳木斯造纸厂等“老承包”，经济效益好，企业后劲足，职工情绪高。究其原因，承包期限较长是关键一条。现在完善承包制，首先应明确承包制的政策长期不变，给企业吃个“长效定心丸”。
企业承包制刚刚大面积推行一年多，其中有些企业承包效果不理想，主要是没有认真按照国务院颁发的承包条例去办。例如，很多企业承包期太短，甚至一年一包，有的企业承包指标太多，被捆死了；有的实行超包分成，激励作用不大；有的对企业留利缺乏合理分配比例；有的工资总额不是同实现利润挂钩，而是与上交利税挂钩，企业顾了多交多分，挤了技术改造资金。这些问题的出现本来是在所难免，但有些部门的领导人和理论界的一些同志，却往往把这些问题说成是不可克服的弊病，进而对承包制加以否定。其实，上述问题同承包制本身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且恰恰相反，只要真正坚持实行和完善承包制，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避免或消除的。
9月18日，北京市最早实行“两保一挂”承包制的第一机床厂等8家企业的厂长，联名向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写信说：“一年多来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要真正搞活企业还有许多实际问题急待解决，如目前企业在投资、销售、分配、外贸等多方面的自主权还未落实，影响了改革的配套进行；为期4年的
‘两保一挂’承包协议，时间已近过半；考虑到‘八五’技术改造已着手制定和准备，应尽快确定延长‘两保一挂’承包期……”
10月13日，二汽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在一个座谈会上“诉苦”：国家批准我们承包到1991年，我们希望照原定办法包到2000年，这样可以上交财政99亿元，同时自筹资金建成年产30万辆轿车的新厂。但最近，有关部门已经正式通知我们：承包到期后实行征35％所得税，税利分流。我们厂长心急火燎：这样一改，至少要影响留利10亿元，建成年产30万辆轿车新基地的计划就会受到影响……
应该说，完善企业承包制，有许多工作马上要做。例如，承包制在发包、定基数方面，在如何注意克服短期行为方面，都还要认真解决；在推行承包制同时，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的配套改革需要跟上；实行行业承包的部门应当改为企业承包；实行承包制的企业要加紧进行内部劳动、人事、工资、机构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等等。但是，北京刘庆桃等8位厂长的信件和二汽陈清泰厂长的苦恼启示我们：当前完善承包制的关键和中心，应该是给企业吃一颗“长效定心丸”——重新明确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制长期不变。
据了解，企业界迫切希望有良好的宏观环境、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循序渐进的改革措施，并不是思想保守，不求进取，不愿彻底触动旧体制。恰恰相反，他们是从改革的实践中感到：承包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然是一只“会逮老鼠的好猫”；在没有确实找到比承包制更优秀的“猫”之前，仅凭几篇文章的严谨逻辑和精采描写，是难以割断他们对承包制这只“猫”的信赖和眷恋的。
其实，厂长、经理们的这种心态，似乎还可以从理论的角度来解释一番：所有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作为变革生产关系的形式，其变革的方向和程度，要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而适应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即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大面积推行后需要有一段稳定的时间。否则，老出新“招”，频频变“招”，一年一个“新套套”，势必导致企业无所适从，大家希望避免的短期行为等毛病必然大量出现。如果再把这个意思说得通俗一些，就是：正确的改革措施的推行，像是吃下一副好药，其药效的发挥有一个过程；要是过于心急，或者对所服药物的效力不太信任，就会不等药力发挥又换一副新药，结果往往不利于治病，甚至会危及病人生命。
如今，可喜可贺的是，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决定：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明年价格改革的步子较小，物价上涨幅度务必明显低于今年。这就为深化企业改革特别是完善承包制，创造了颇为有利的外部条件。相信我们所有经受过了今年物价大幅度上涨冲击的承包企业，一定会收起牢骚，抹掉愁容，舒心放胆，紧紧把握这个大好时机，通过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完善承包制，使企业经济效益的红箭头昂得更高，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大业作出更大的贡献！